中美朝的三方博弈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博弈一般分为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有的博弈在一种情况下是零和博弈,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非零和博弈,这一切都取决于博弈的过程。目前,中美朝三方的的博弈正类似于这种博弈关系。中美朝二方博弈正朝着有利于和平的非零和博弈方向发展。东北亚三方的博弈还没有结束,在对弈的过程中还会波澜起伏,何时会有结果也很难预料。但是,有利于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博弈结果应该是妥协与合作,这符合博弈三方的利益,符和东北亚各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美对华半导体管制的趋势、实施要点与中国因应

针对不断升级的中美半导体领域争端,本文梳理了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的趋势与要点。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对华半导体管制呈现出由“有限出口”向“全面出口管制”、由“5G”延伸至“AI”、由“大棒”扩展为“胡萝卜加大棒”、从“单边约束”扩展到“多边合围”的趋势。从管制要点来看,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所有关键环节都设计了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方案,不但限制高算力芯片成品对华出口,而且限制产业链上游的芯片制造设备、零部件、芯片设计软件出口以及产业链下游的算力租赁服务。针对美政府全方位围堵,本文提出对外强化与非热点半导体国家的联系、重视非传统技术路线半导体开发、借鉴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运作模式发展共性技术机构等产业突围思路。

“抱团取暖”可以应对“寒冬”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协同创新 ——来自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8年美国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融资约束、降低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渠道驱动中国企业选择“抱团取暖”,即以“协同创新”的方式谋求技术突破和研发攻关以抵御外部风险。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协同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间创新要素的聚拢和流动提供了便利,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了企业协同创新中知识被模仿和窃取的风险,因此两者均能够强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协同创新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区分协同创新的主体后发现:当企业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更倾向于选择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协同创新。并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促使企业选择协同创新后可显著提升企业未来一期、二期、三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证实“抱团取暖”的协同创新方式确实能够帮助企业安稳度过“寒冬”。本文丰富了协同创新的驱动机制研究,也为企业在急剧变化的外部贸易环境中以“抱团”方式寻求理性出路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体育场馆促进城市更新:驱动场景、中美比较及中国方案

体育场馆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抓手。通过文献资料、实地考察、专家访谈、比较研究等方法,就体育场馆促进城市更新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总结了体育场馆促进城市更新的5类驱动场景:大型体育场馆新建与升级、工业遗产通过体育再利用、老旧小区补齐体育场馆短板、体育业态盘活商业闲置空间、体育场景激活城市金边银角。通过对中美两国体育场馆促进城市更新的背景、目的、方式、资金、主体、效益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研究提出了体育场馆促进城市更新的中国方案,以经济为导向的更新项目应充分发挥触媒效应:融入城市规划,带动区域共同更新;拓宽投资渠道,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提升更新效益,建设体育服务综合体;走微更新之路,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多元主体参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以民生为导向的更新项目应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坚持政府引导,纳入民生实事工程;财政资金兜底,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加强居民自治,实现共同缔造目标;借力城市更新,补齐健身设施短板,以期为探索体育场馆促进城市更新的中国道路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区块链产业发展:经济特性与中美路径差异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可追溯性两大核心特征和不可篡改、去信任化、信息透明、可匿名性四大衍生特征,并进一步引致出能够作用于经济领域的五大经济特性: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组织的集中度、提供可置信的承诺、生成新的价值标的、减少交易成本。区块链是否能与产业良好融合是其能否有效发挥上述重要经济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中美区块链行业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对于区块链的应用领域态度更为审慎,同时也具有更强的政策导向,主要应用领域为实体经济;而美国虽然对区块链的政策导向不如中国明显,但其在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区块链应用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总的来看,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面临审慎的金融政策与区块链特征不匹配、结合区块链与实体经济的配套设施相对缺失、区块链适用领域有待细化、区块链技术有待提升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需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性推动区块链行业发展、加强区块链技术基础研究。

美国官方智库关于中美集成电路科技竞争的研究质量分析

[研究目的]集成电路产业是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探究美国官方智库关于中美集成电路竞争的主要咨询建议,判断智库对美国政府决策和中美产业竞争走向的影响,为我国加强智库研究、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从多个相关领域的美国官方智库中筛选出4个代表性样本,采用内容分析和文献资料研究,解析样本智库在2015—2022年间的有关咨询建议。[研究结论]美国官方智库完全从支持政府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出发提供建议,通过“旋转门”、广泛的成果宣传等机制影响政府决策,政府行动与智库的建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智库研究的客观性、全面性不足。我国应选择性地借鉴美国经验,持续提高智库研究质量,为政府应对集成电路科技竞争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中美比较与思考——基于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视角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对于推进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尽管博士的称谓和专业教育的历史都很悠久,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也已实施200多年,但现代意义的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出现较晚,对此的认识也还不一致,且中国与美国的相关定义与分类、规模与结构均有所不同。加快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应坚定“四个”自信和坚持中国特色,深入推进分类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强立德树人和完善培养过程,提升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支撑引领强国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艺科融合时代中美高校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美国的设计专业相对于大多数国家起步较早,其教育理念和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艺术科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课堂教学、观念表达、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教学与就业的衔接、具有的启示意义等几方面,对中国和美国高等院校的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进行研究,以期为推进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改进发展起到一定的参照作用。

中美数字人文教育对比研究

通过对中美两国数字人文教育的比较分析,总结美国的成功经验,找出我国在数字人文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推进我国数字人文教育发展的建议。通过系统梳理中美数字人文教育在参与主体、教育模式、课程设置、基础设施、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异同,指出目前我国在数字人文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统筹协调有待加强、课程教学相对单一、数字资源建设滞后、质量评估机制不健全等,并提出了一系列经验与对策建议。对深化中美两国数字人文教育的交流合作,推进我国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

中国学期刊是展示美国中国学领域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为美国和全球的区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和思想资源。美国中国学期刊的发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暖亲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冷战前后的曲折起步;中美建交前后的繁荣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深化拓展。为了更好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系统论、谱系论、关系论、比较论四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以中国学期刊作为方法,考察其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创刊理念、发展路径、学者活动以及学术影响,可以透视期刊视野中的中国学历史面貌与演进过程,了解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方式,加强中美之间的文明互鉴与交流。

中-美创新体系:演变历程、影响因素及启示

过去几十年,中美两国科技经贸合作共同塑造了“中-美创新体系”。中美创新体系正在经历从“互补型”转向“竞争型”,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斗争型”倾向。这种转型既有技术革命、数字化转型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不稳定“分离”,也有科技发展规律、世界经济结构、市场机制和全球挑战等催生的“双赢”与合作的稳定因素。从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周期看,中美创新体系内部围绕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制度冲突、调整、适应仍将持续。保持中美创新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创新发展。对此,双方应着眼长远,坚持开放、合作、包容等原则,从促进创新主体互动、创新资源开放等方面共同促进体系良性发展。

中美数字产品贸易国民收入测度与贸易关系研究

文章在OECD-AMNE数据库基础上,构建了区分产品部门类型,包含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三部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将国民收入指标嵌入其中,通过分解各国外资企业的增加值,测度了中国和美国数字产品部门的国民收入,并分析了中美数字产品贸易特征和贸易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数字产品部门的国民收入主要来自各自境内的内资企业,且数字服务部门带来的国民收入远高于数字货物部门;中国与美国相比,数字产品内资企业的创新发展、对外投资、数字服务产品领域等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和美国互为重要的数字产品贸易伙伴;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数字产品行业,推动数字产品贸易的升级和转型。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信创技贸措施及合作建议

本研究探讨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投资限制、审查机制和贸易限制的影响,并提出促进中美合作与稳定贸易的建议。通过共同努力,双方可实现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稳定、繁荣和可持续的中美经贸关系,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国会及其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与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竞赢中国”战略,全面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明确美国对华战略以及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将由“竞争”来定义,“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性框架”。美国国会两党也逐渐统一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广泛介入中美关系,开展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对华立法和政策行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这一背景下成立,并通过调查研究涉华议题,为美国国会制定对华强硬政策和立法提供了参考依据,协调政府的对华政策行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激进化取向,使其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了极其负面的角色,成为美国各项遏制中国行动的策源地之一,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烈度,加深了美国民众对华错误认知,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趋常态化、极端化。

当超级企业遭遇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台积电

被誉为全球芯片“代工之王”的台积电是一家非常典型的超级企业。尽管台积电在商业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却陷入了巨大的“选边困境”,不得不做出违背经济效率逻辑和比较优势原则的商业选择,从高效的集中生产转向低效的分散生产。台积电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作为一家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在技术、资本、市场和生产上高度依赖中美两大经济体。台积电既依靠美国的技术与资本支持,又依赖中国内地的市场与产业生态。近年来中美围绕半导体产业展开了激烈博弈,这使存在双重依赖关系的台积电面临着大国将经济要素“武器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其既不能“一边倒”,又很难“左右逢源”,只能“夹缝求生”。台积电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大国竞争如何影响一个超级企业的商业战略选择,从而在微观层面呈现了地缘政治环境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宏观图景。

竞争情报视角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研究

[研究目的]从竞争情报专业视角研究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的听证会,为我国新时期新范式下的竞争情报研究与服务创新发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对USCC成立至今已经召开的168场听证会进行研读分析,围绕USCC主要关注哪些问题、USCC主要邀请哪些人和机构参加听证会、USCC听证会的竞争情报产品形成机理、USCC技术领域听证会特点4个典型问题,从竞争情报专业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结论]研究发现,USCC主要关注美国的安全与发展问题,USCC听证会确定主题和议题的过程也是事实上的关键情报课题识别凝练确定过程;对USCC168场听证会参会作证人和参会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并展示介绍了高频次参会作证人和参会机构;USCC听证会是一个典型的高质量竞争情报产品生产过程;USCC技术领域听证会具有跳出技术看技术、着眼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看技术、从技术要素在经济贸易等领域产生实际影响角度凝练问题、聚焦政策与战略开展技术问题研究的特点。

中美博弈:近昔和当今及对中国战略的意涵

过去15年里,中美关系的首要特征是博弈而非协调。两国博弈先在战略阵线开启,继而在战略、经贸、高技术和意识形态四条主要阵线展开。就中美博弈总体而言,美国处于“防守型”战略态势,美国认为它长时期拥有的重大优势地位一个又一个地丧失或被侵蚀,首要动能在中国一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急剧腾升的强国。大为增强的国力,使中国更加坚定了自信和抱负。中国内外发力,争取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某些问题领域参与引领甚或单独引领,实现在亚洲大陆以及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和外交优势,大致取得在西太平洋的对美战略和军事优势,进一步地,对第一至第二岛链之间的战略空间的控扼能力愈益被视为必要。回顾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势和政策,对未来中美关系应做好准备应对可能的疾风暴雨。

专著:中美社科学术体系的比较与展望

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是推动学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对此,国外先进经验有一定参考价值。在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美国形成了以投入三四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再加上六七年的后续研究的重量级专著传统。它固然存在广泛偏重主观理论过于客观经验研究,偏重建构理想化的、逻辑上前后一贯的理论模式的弱点,但奠定了其在国际社科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中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表现出深层的矛盾,没有形成较为重量级专著传统,因此使中国自身的学术水平提升受到一定限制。目前的中国社科学术体系亟须改革,需要从国家层面鼓励结合中国实际的重量级经验研究与新型社科理论的专著,来塑造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专著体系。

从追随到对冲: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沙特的战略转向

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沙特阿拉伯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维系霸权的重要支柱国家。当前,中美大国博弈正由亚太地区向其他地区扩展,沙特虽然面临大国博弈带来的压力,但也增加了其地缘战略调整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近年来沙特逐渐将其长期奉行的大国追随政策转变为对冲战略,借助中国的影响力,摆脱对美国的长期单边依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及在中东地区博弈的激烈化,未来沙特将面临战略选择困境。在大国博弈升级的背景下,沙特维持对冲战略的空间将持续受到体系压力、中美影响力对比差异以及沙特自身应对能力的影响。目前沙中、沙美关系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较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沙特仍具有较大的维持对冲战略的空间。

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演变下的大豆贸易研究

中美大豆贸易是中美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大豆贸易深受中美经贸关系变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下,中美大豆贸易依存度较高,中国市场对美国大豆出口的重要性和稳定性不断加强。中美经贸摩擦期间,双边大豆贸易对中美经贸摩擦紧张程度作出即时反应,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世界大豆贸易格局,但中美经贸摩擦并没有改变中美大豆贸易紧密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后,新兴大豆生产国短期内仍无法撼动美国对中国进口大豆贸易的重要地位。长期来看,巴西、阿根廷与美国出口大豆将互补式满足中国大豆需求。据此,中国应维护好与美国、新兴大豆生产国的关系,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与基建落户对大豆贸易的影响;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和自贸区国家的伙伴关系,鼓励具有国际经验的大中型企业“走出去”;完善大豆产业政策,引导和调动国内农民大豆种植积极性,增强国内大豆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