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下的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与应对策略

在中美之间全面展开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之下,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收缩的重大现象。同时,在持续性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可能会形成中美各自主导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的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对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挤压和重构的双重效应,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产生复杂的影响效应。面对中美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所蕴含和暴露出来的新格局、新问题和新风险,中国必须以战略博弈思维和长短期策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瞻性、针对性、系统性的应对。为此,在全球正在形成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科技创新体系的复杂格局下,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利用自身的全球第一大规模市场优势来尽快培育全创新链式和全球产业链式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主动通过打造与欧盟、东盟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创新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互利共赢体系,以“集体”对“集体”和“利益同盟”对“利益同盟”的策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国会及其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与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竞赢中国”战略,全面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明确美国对华战略以及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将由“竞争”来定义,“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性框架”。美国国会两党也逐渐统一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广泛介入中美关系,开展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对华立法和政策行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这一背景下成立,并通过调查研究涉华议题,为美国国会制定对华强硬政策和立法提供了参考依据,协调政府的对华政策行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激进化取向,使其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了极其负面的角色,成为美国各项遏制中国行动的策源地之一,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烈度,加深了美国民众对华错误认知,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趋常态化、极端化。

美国官方智库关于中美集成电路科技竞争的研究质量分析

[研究目的]集成电路产业是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探究美国官方智库关于中美集成电路竞争的主要咨询建议,判断智库对美国政府决策和中美产业竞争走向的影响,为我国加强智库研究、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从多个相关领域的美国官方智库中筛选出4个代表性样本,采用内容分析和文献资料研究,解析样本智库在2015—2022年间的有关咨询建议。[研究结论]美国官方智库完全从支持政府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出发提供建议,通过“旋转门”、广泛的成果宣传等机制影响政府决策,政府行动与智库的建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智库研究的客观性、全面性不足。我国应选择性地借鉴美国经验,持续提高智库研究质量,为政府应对集成电路科技竞争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美国对华科技的“灰色地带”竞争战略

大国之间的“灰色地带”竞争日渐引发智库界、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经分析得出,美国对华科技“灰色地带”竞争存在3个特点,包括选择双方利益和能力不对称的领域作为切入点,违背科研规律和国际规范,呈现出从“I”到“C”再到“O”的渐进性打压路径等。深入探讨美国对华科技“灰色地带”竞争的5个表现,包括控制关键科技产品对中国可用性,在关键地缘政治地点或重点领域开展竞争,在前沿领域展示科技力量,减少中国对关键矿产、海底光缆等重要科技资源的控制权,制造不利于中国科技发展的舆论环境等。最后提出加强科技预警、寻找与美国共同利益点加强合作、利用多边渠道主动发声,塑造有利舆论等思考。

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的基础研究治理系统演化分析——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刺激-反应”模型,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W市L、M、K三家光纤企业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探索基础研究治理系统适应中美科技竞争的行为,刻画其演化的内部机制。研究发现:治理主体受中美科技竞争的影响,根据其所处的现实国情和其他适应主体关系,凝聚价值共识,相应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推动主体间形成新的多层级互动的治理结构形态,并产生治理合力,最终使得治理系统在协同调整中达到比较“适应”的状态。

创新链视角下的中美科技关联研究

本研究从创新链的视角出发,对中美整体和半导体领域的科技关联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将创新链划分为科学、技术和产业3个维度,将论文、专利和贸易作为每一维度的表征,构建中美科技关联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中美科技关联指数模型。依据所构建的指数模型,分析了21世纪以来中美整体和半导体领域的科技关联情况和变化趋势,研究了创新链不同环节中美关联的变化规律与特点。数据显示,从整体上看中美已经出现了科学和产业关联减弱的趋势;在半导体领域同样出现了科学和技术关联下降的情况,但未来中美科技关联的实际走向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与研究。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提出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应对国际竞争、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现代化战略中显现一系列突破性和应对性的特征,成为中国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要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加强法治保障;加大人才培养与国际科技合作力度,通过系统的教育改革、产学研合作、国际交流以及激励政策的完善,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环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长期的人才支持。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的策略选择——基于“制度对冲”视角的分析

为更好地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压力,确保自身的中立性与一体性,东盟试图在中美之间奉行“制度对冲”策略。在东盟看来,“制度对冲”策略是其稀释外部压力的“缓冲器”、处理与大国关系的中立方式、应对大国不确定行为的自助机制、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方式,更是东南亚政治文化中精英观念的自然产物。为此,东盟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视为采取“制度对冲”行为的重要机制,旨在以有利于维护战略自主权与地区利益的方式约束中美在本地区的地缘政治行为。未来,东盟的“制度对冲”策略恐难以为继。从东盟自身来看,“制度对冲”策略的可取性取决于东盟成员国的一致性意愿,而东盟仍需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从美国方面来看,通过构建由其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美国试图减少对东盟规范影响力的依赖。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反对任何势力挑拨并制造地区集团对抗,迫切希望能够与东盟共同应对地缘对抗挑战。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内部凝聚力

在地区权力加速转移的背景下,东南亚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地缘方向。东盟的内部凝聚力是指东盟各国能否就某一议题达成政策共识,并形成东盟层面一致决策的组织向心力。文章认为,中美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将严重削弱东盟的内部凝聚力,中美竞争烈度的不断攀升可能导致东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中美竞争作用于东盟共识的过程包含以下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中美竞争烈度的上升及两国对东盟不断加注的行为使东盟面临“选边站”的压力,东盟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其次,由于国家实力、联盟关系、领土冲突及历史记忆对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不同作用,东盟内部在“选边站”的立场上出现严重分歧。最后,以“东盟方式”为核心的东盟决策机制无法有效弥合东盟内部的分歧,东盟在中美博弈的重要议题上陷入决策困境。东盟国家在应对南海争端、“印太战略”上的政策分歧表明,中美逐渐凸显不兼容性的竞争正在激起东盟国家内部的立场差异。未来以地区制度为中心的大国竞争可能对东盟的区域影响力造成一定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香港的制裁:发展演变、主要特点与应对路径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香港频施制裁,这既是美国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方式,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港制裁深嵌于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实践之中,其使用的制裁手段多种多样,包括经济制裁,打造负面认知,炮制涉港报告,拉拢“盟友”等。这些制裁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因意识形态相异对我国进行政治施压、频繁且较大范围对个人实施制裁、取消中国香港在贸易领域的特殊地位、在制裁中表现出逆转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试探。美国对港制裁也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抹黑“一国两制”、阻挠国家安全法律在中国香港实施、为盟友带来“示范效应”等多方面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应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从立足战略全局增强应对美国对港制裁的战略主动、树立长线思维依法划定美国涉港活动“红线”、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完善中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治体系、针对“关键少数”落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等方面综合着力,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港制裁。

中-美创新体系:演变历程、影响因素及启示

过去几十年,中美两国科技经贸合作共同塑造了“中-美创新体系”。中美创新体系正在经历从“互补型”转向“竞争型”,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斗争型”倾向。这种转型既有技术革命、数字化转型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不稳定“分离”,也有科技发展规律、世界经济结构、市场机制和全球挑战等催生的“双赢”与合作的稳定因素。从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周期看,中美创新体系内部围绕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制度冲突、调整、适应仍将持续。保持中美创新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创新发展。对此,双方应着眼长远,坚持开放、合作、包容等原则,从促进创新主体互动、创新资源开放等方面共同促进体系良性发展。

对中美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模式的比较与认识——基于美国智库主要观点的辨析

近期,美国智库通过横向比较中美科技进展,认为美国科技创新总体呈现弱化态势,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本文研究发现,与过去主要针对我国科技具体领域或个别政策跟踪的做法不同,美国智库近年越来越注重比较中美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以制定针对中国优势的机制化策略。从美方实际政策动向以及智库的主要观点看,以“模式”应对“模式”正在成为中美科技创新博弈的重要动向。通过客观分析美国智库的主要观点以及中国在科技创新资源总体配置方面的进展与差距,建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我国科技创新机制;调整研发投入与政策,培育世界顶尖级科技企业;优化国有创投基金运作机制;深化创新链合作治理,共建安全有序的国际数字空间共同体。

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基于利益-综合国力分析框架

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世界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根据中美之间的利益基础和综合国力两个关键变量,建立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以中美高层对话为切入点,分析过去20年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态势,并研判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基本研究结论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增加,两国竞争与合作空间都在提升;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及世界霸权主义本质仍会以对抗为主的战略策略挑战中国;中国是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主导方,积极应对、大有作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人工智能芯片科技合作研究——基于合著论文与合作发明专利的分析

人工智能芯片是当今科技前沿领域,对国际科技竞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性作用,现已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对中美人工智能芯片科技合作展开研究,旨在把握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形势下中美人工智能芯片科技合作现状,从而为科技战略制定提供参考。基于中美合著论文、合作发明专利,分析了中美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科技合作的紧密度变化情况,探讨了中美合作对中国和美国重要性的差异。研究表明,从数据上看,中美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科技合作出现了减弱的趋势;中美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科技合作伙伴,且这种合作关系对中国而言更重要,此外,随着中国AI芯片领域科技实力的不断增长,两国合作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在增强。

中美制造业竞争态势及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策略

当前,中国制造业以规模庞大、门类齐全占优,美国制造业以结构优化、技术领先见长。围绕国家重大技术战略构建、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双重贸易圈重塑,中美经贸博弈复杂性不断加剧,关键核心技术竞争也逐渐白热化。未来,中美仍将继续围绕研发投入、专利竞赛、知识产权保护、制造业关键技术控制权等加剧竞争。基于中美科技竞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中国要基于自身禀赋保持战略定力,聚焦自主创新,以依托“一带一路”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为战略抓手,依照制造业的产业谱系和创新特点进行分类突破。

中美科技竞争的虚幻与现实

近年来,“中美科技竞争”概念甚嚣尘上。无论是美国政界、学界、战略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将中美科技竞争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但现实果真如此吗?

中美科技创新战略竞争的博弈策略与共生逻辑

美国在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体系的创新链中拥有'绝对性'博弈占优地位,这是决定中美之间科技创新战略竞争中'不对称'博弈特征的核心因素。而中国在创新链的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环节拥有的独特竞争优势,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中美之间科技创新战略竞争中'对称性'博弈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中美之间科技创新战略竞争的焦点,愈发聚焦于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关系和功能边界的认知和博弈、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和独特的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而言,核心目标应该是谋求'共生互赢'策略,特别是要正确把握和谋划中美科技创新之间的特殊竞争关系和共生关系逻辑。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考

国际科技竞争,比拼的主要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023年3月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这有助于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扎实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既是扛起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于江苏殷切期盼的使命担当,也是当前和未来统领我省发展全局的战略支点,更是未来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部署。我们需要深入谋划、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工程,细化实化具体抓手,扎实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中美竞争背景下两国科技实力的评价与比较

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基于熵权TOPSIS法,从新技术应用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资源获取能力3个方面建立两国科技实力评价模型。通过2017—2021年中美两国科技实力指数变化趋势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中国科技实力增长快速,但与美国仍存在绝对差距;第二,中美两国新技术应用能力同步增加;第三,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仍低于美国,但增长潜力较大;第四,中美两国在技术资源获取能力上的差距快速缩小。因此,提出中国应加速新技术普及与应用、解决技术瓶颈问题、构建公平开放的技术贸易规则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