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叠加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进口:外生冲击与合理应对

随着农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环境变动对我国农产品进口以及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冲击将愈加明显。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我国不同农产品短期和较长时期的供需形势及进口需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畜产品,国内供给的下降以及补偿性消费需求的增加将在较长时间内推动其进口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履行不仅会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的金额与份额,同时还会因部分品种进口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在长期将会改变中国农产品自美进口以及总进口的品种结构。在疫情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叠加的双重背景下,大量增加从美国进口猪肉、牛肉以及大豆等品种,既满足经济合理性,又顺应了现实需求,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农产品进口的合理选择,并将推动我国农产品进口格局发生较大转变。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应积极地通过增强国内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有策略地落实中美经贸协议、继续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建立进口与国内产业安全的预警体系以及提升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等途径,化被动为主动,在粮食安全双循环格局下保障农产品进口安全。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法律规则与政治逻辑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通过条约的方式明确中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使两国重回沟通对话的轨道。协议第七章所设立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成为中美双方充分履行协议的制度保障。它通过对适用范围和机构设置与协议履行的高度绑定,使协议项下的遵约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本质上实现了混同。协议项下的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封闭性、逐级性和快速性的特点,服务于协议充分、及时的履行。对比中美与其他国家签署的FTA,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述特点主要表现为:最大限度地避免第三方机构对协议相关争端作出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判;最大限度地赋予中美双方对于评估争议和采取行动的自由裁量权。结合中美贸易战的历程和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背景来看,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是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双方博弈模式的在法律上的延续。决定一部“自主履行”协议命运的主要变量是缔约方对己方利益诉求的判断,以及缔约各方的实力较量。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中美之间摩擦依然不断,而新冠疫情为双方履约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从目前为止的中美双方有关行动与表态来看,中美双方仍然认为继续履行协议的获益大于停止履行协议的获益。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农产品贸易效应分析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明确规定了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金额和时间安排,按照正常贸易年份的比例估算,该协议的实施将促使中国大幅增加自美大豆、棉花、高粱、生牛皮、动物食用杂碎、冻鱼等农产品的进口,并明显压缩自巴西、新西兰、阿根廷、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农产品进口。从各类产品的国别效应看,大豆产品上巴西和阿根廷受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影响非常大、棉花产品上澳大利亚遭受的阻碍最大、其他类农产品上对新西兰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尽管美国的大豆、肉类、谷物和棉花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但面临来自巴西、阿根廷、新西兰等国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给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带来不确定性。为此,应加强海关数据监测、密切与美国的磋商、推动市场多元化合作,确保中国农产品需求的有效满足。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商品及服务进口的具体要求与现实挑战

2020年1月,经过13轮艰苦谈判,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该协议中确立了美国2020-2021年对华扩大出口的商品及服务清单,明确要求中国继续扩大美国优势产品进口,尽可能增加优势不突出商品进口,对没有优势的产品要尽量争取零突破,继续扩大美国服务进口。第一阶段协议中的数量目标是以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额为基准,从中国市场消费能力看,实现三类商品进口目标问题不大,实现服务贸易进口目标难度大。而且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加征关税谈判进展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等均对中国实现协议目标会产生影响。总体看,对于第一阶段协议不应做过多解读,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尽最大能力履行协议要求,但要依据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启动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核心条款解读与执行难题破解之路径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之知识产权部分,是其占据篇幅最多的章节,毫无疑问也是整个协议的重中之重。在这一章节中,进一步加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因上市审核延误而给予新药专利保护期适当补偿、加强对电商平台上的盗版与假冒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着力打击以恶意商标注册行为为重点的商标权的法律保护,以及旨在规锁强制性技术转让,便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关“知识产权”部分的五个方面的核心条款,协议就此作出十分明确和针对性的规定,使得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偏弱的我方在立法和执法方面或将面临巨大困难。然而,中国政府以非凡的勇气和善意,采取超常规的立法和修法模式,突破了固有流程的制约,切实履行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知识产权核心条款项下所规定的绝大部分条约义务。遗憾的是,中方的努力并未得到美方的赞许和信任。有鉴于此,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在今后与美方进行下一步的经贸谈判时,应适当改变谈判策略,在有效找到破解知识产权执行难路径的前提下,给协议的执行预留较为充分的立法和准备时间。

中美经贸协议下双边农产品贸易演化与前景

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增加了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采购规模,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协议》实施后,中国大幅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进口规模,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达到预期设定目标,这既有疫情影响,又有对未来目标乐观高估所致,这也决定了第二阶段谈判会异常艰难。面对当前复杂的中美贸易环境,我国既要注意贸易统计口径的细节,又要化被动为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稳定供应链,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农产品进口安全。

论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争议与影响——兼论中欧、中美及相关地区协议

已知最早的地理标志保护可以上溯到1411年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对罗克福蓝纹奶酪的正式书函,此后围绕地理标志保护的各种问题和争议便一直未曾停歇。《TRIPS协定》确立了将“地理标志”作为单独一类知识产权保护的代表名称,并以三个条文进行规制;其中若干应决而未决的事项迄今未能获得共识。欧盟转而通过订立双边或地区性贸易协定的方式争取最大的保护与回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不但标志着中国地理标志“走出去”,也意味着未来欧、美两地涉及地理标志的争议很可能会“延烧”到中国。国内先后发生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库尔勒香梨”等批量商标维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使尽快完善相关规制的需求更为迫切。文章追本溯源,从国际保护与争议的视角对地理标志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梳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处理案件的国际重大立法与司法发展,并触及诸如《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协定的具体内涵和彼此间的交错与牵引关系等,由此导论地理标志已不再仅限于表彰商品的质量,而是成为代表和反映一个国家文化精神与经济发展的“颜面”和象征,背后需要相当文化底蕴的积累;法律上的赋权与保护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框架而已,相关的各方还需要给予极大的投入和悉心的呵护、培养,使整个体系的肌理发展和配套内涵更加充实完备。

2020年1~4月中美农产品贸易特征、未来预判及相关建议

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有关中国扩大自美国农产品采购条款的执行情况受到各界关注。2020年1~4月中美农产品贸易情况表明,自美国农产品进口正在积极恢复,但比重仍低于2017年同期;中美农产品贸易总体结构未变,油籽和畜产品等进口额增加显著的均为中国国内急需产品。研究表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完成协议规定的进口增额难度较大,预计未来自美国谷物进口将增加,大麦和牛肉等自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需求有望转向美国。建议结合美国优势产品和中国刚需,稳定自美国大宗农产品进口的基本盘,并采取灵活的政策鼓励自美国谷物进口,同时防控好贸易风险,协调好进口和储备投放等调控政策,保障中国国内农产品市场稳定运行。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中国国内的效力与适用研究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与以往双边安排不同的是,包含了一些与现行中国国内法规定不完全一致的条款,对这些条款的遵守和执行,需要解决国内法上的两个问题:一是此类双边协议的效力如何?二是如何在国内适用?且该协议与中国现行国内法对照存在着四类情况。其中涉及修订法律、新立法律的情况,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尽快明确规定不同主体、依不同程序签署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的效力位阶。特别是考虑到此类双边安排协议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应规定国际协定在中国国内不能直接适用,必须经过转化。

40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回顾与展望——写在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

本文分阶段阐述了改革开放40年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变化,分项分析了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玉米、大豆、棉花、猪肉等农产品,而美国主要从中国进口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贸易情况;分析当前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几项重要农产品的进出口变动。在此基础上,从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出发,对未来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有利有弊,中国会加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力度和规模。面对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需有序加强国内农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RCEP与CPTPP鼓励性知识产权条款与中国因应

在多边或双边经济贸易协议等条约中,鼓励性条款作为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约束性条款一起构成完整的条约内容,日渐成为一种趋势。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鼓励性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成员所期望追求但暂时没有能力实现的目标。一些RCEP中的鼓励性条款在CPTPP、《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均具有约束性。RCEP、CPTPP中的鼓励性条款的出现,说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保护范围逐渐扩大,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上的垄断话语逐步被打破,知识产权合作受到更多的关注且合作范围更加广泛以及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逐步被重视。《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如果与RCEP、CPTPP的鼓励性条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该双边条约给中国施加的义务过重,有违利益平衡原则。中国应当以RCEP鼓励性条款的落实衔接CPTPP的加入,以鼓励性条款的落实彰显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形象,以多边条约的鼓励性条款作为双边谈判底线,谨防发达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双边条约中不当输出其国内制度带来不公平结果。

论经贸条约中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的扩张及中国应对

相比于《TRIPS协定》,当前影响力较大的FTA的知识产权章节所反映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体现出了明显的TRIPS-Plus特征,其中的透明度程序性条款及知识产权实体性条款中的透明度要求亦反映了该趋势。从内容上看,《TRIPS协定》关于透明度的规定较为简略,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国际贸易及投资中各国的信息需求,FTA对公布的方式和公布的时限以及参与的主体作出了更为细化的规定。从条款的约束性上看,FTA的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更具灵活性,RCEP的透明度规则还进一步加强了条约的执行力。从FTA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的对比上看,发达国家主导的CPTPP的知识产权透明度规则更为细致且约束力更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一双边FTA中不合理的知识产权透明度义务将加重我国的负担。从透明度规则本身的发展趋势看,知识产权透明度问题未来将因知识产权与国际投资的紧密联系而受到更大关注。对此,我国应当进一步明确透明度规则要求公布的信息的范围,遵守FTA义务进一步提升信息透明度,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共同同意原则之下的信息交换。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的影响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知识产权”章中,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于中国行政执法能力及制度衔接做出了较高要求。通过对《协义》文本和国内立法及实践情况的分析梳理,本文认为,对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体系本身,虽然“运动式执法”具有效率优势,但协调机制相对缺乏,应当建立高级别、常设性的机构,对全国范围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进行统筹规划;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与刑事司法体系的衔接,《协议》体现了美国对于“以罚代刑”现象的担忧,应当降低案件的移送门槛,确保罪刑一致;对于中美知识产权法合作,一方面应当增进交流,消除误解,另一方面则应当立足于国内发展情况,对于不合理的要求和指责不能一味接受。

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评估与展望

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是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从政策起点看,拜登政府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继承的主要"遗产"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从基本主张看,拜登的竞选承诺、执政以来的实际政策以及美国贸易代表的最新发言都反映出拜登政府并不否认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但在具体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工具上与前任政府存在一定差异;从中美竞合的现状看,双方的经济利益既存在冲突性和对抗性,又具有互补性和合作性,"离心力"和"向心力"并存。拜登政府大概率会延续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态势,但在具体的贸易政策重心和政策工具上会选择更聚焦和更灵活的策略。

药品专利申请补充实验数据的审查——细胞基因公司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允许药品专利申请补充实验数据是我国专利审查指南2017年修改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药品专利申请审查中的普遍做法,但基本上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以免违背专利先申请原则和公开换保护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亦是如此。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第1.10条明确要求放宽对药品专利申请补充实验数据的审查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也已就此发布相关司法解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该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款内容仍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中美经贸摩擦中的农产品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充足稳定的农产品进口成为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GTAP模型对2018—2019年间中美贸易争端以及2020年中美签署并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和粮食安全的可能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1)争端期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高水平进口关税虽然大幅减少了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但由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其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总体影响相对有限。不同农产品品种上贸易转移的弥补作用存在差异,肉类、稻米和小麦弥补作用偏弱。(2)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订则有利于增加自美农产品的进口,但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农产品如南美的油籽、东盟的玉米等谷物等进口产生明显负向影响,对我国平衡长期且良性的贸易伙伴关系,维护今后的农产品进口稳定性和我国粮食安全形成相应压力。(3)需要注意的是,在特定农产品如油籽的进口上,有限的贸易伙伴选择和单一的“钟摆式”替代效应会给我国以农产品作为中美经贸摩擦谈判筹码的选项带来一定的制约。

《海牙判决公约》谈判与知识产权的国际司法合作

在《海牙判决公约》的知识产权问题谈判上,中美欧分别采取了限制性合作、不合作和合作的立场,代表着在多边层面的不同利益博弈模式。一方面,公约排除了对于知识产权的适用,美国的不合作立场成为最终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单边施压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拉平了中美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实现了中美在知识产权制度水平与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上的级差效应,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收益。而欧盟之所以愿意进行国际合作,也旨在于全球范围内实现知识产权制度水平的"水涨船高",从而在国际上产生类似于美国的级差效应。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水平大幅提升而且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前景可期的情况下,未来在国际司法合作层面应采取合作模式,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