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政策相对不确定性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资本流动的视角

使用2000年1月至2022年11月的宏观数据构建TVP-VAR模型,基于长短期资本流动的视角探究中美经济政策相对不确定性(中美相对EPU)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美相对EPU上升会给外汇市场带来贬值压力,且俄乌冲突时期该压力尤为强烈持久。对于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中美相对EPU上升会通过抑制长期资本流入给外汇市场带来贬值压力,新冠疫情期间尤为显著;中美相对EPU上升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随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增强由流出转为流入,进而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由贬值转为升值。且中美相对EPU通过长期资本流动影响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作用会在长期中不断弱化,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持久。因此,中国应提高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对资本流动进行结构化管理,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两国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失衡也不断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美贸易关系失衡与投资关系失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导致二者的调整路径明显分化。在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及退出时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都将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的调整。从长期来看,中美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将慢于贸易关系失衡的调整,但二者最终都将向均衡水平回归。

中美经济融合与战略经济对话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蓬勃发展,两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依存与融合不断深化,同时相互矛盾和摩擦也在加剧。妥善处理矛盾,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攸关两国发展全局和国家整体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因而应运而生。中美双方在对话中的地位是动态变化并逐步趋向平衡的。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趋向对称性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决定了两国间的战略互需。长期以来,这种共生关系是以美国的绝对主导为基础的,但也一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金融危机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出现,使得中国拥有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它决定了美国放下过去的绝对单方主导姿态,被迫寻求与中国构建更为可靠的同舟共济新格局。

“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博弈”

"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也不会与TPP针锋相对。中美两国提出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美国主导TPP、TTIP是"排他性的",是为了巩固其在全球的经济霸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包容、开放的方案,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国际组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中美经济博弈"围绕地缘政治、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话语权、TPP与RCEP竞争等领域展开。与TPP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中国以比美国大四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全球的发展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法律与道德风险、债务风险、中国公司自身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为克服上述风险,本文提出"三两"政策建议,即"两容",强调"包容性";"两分",强调"共享性";"两轨",强调"共存性"。

中美经济“脱钩”的政策解析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国家之间的经济“脱钩”可分为经济同质型、突发中断型、发展抗争型和政治打压型四种形态。美国对华“脱钩”广泛体现于经贸、科技、国际政治、网络、社会等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政治打压型特征,是经济“脱钩”政治化的典型表现。美国对华“脱钩”策略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链地位、中美经济关系乃至全球治理体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对海峡两岸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冲击,但两岸在产业链以及区域经济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紧密联系,则对两岸经贸“脱钩”起到了抑制作用。

基于国际投资头寸表解读中美经济失衡

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分别体现一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流量和存量。近年来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持续负值,我国净国际投资头寸持续扩大,但庞大的债务不但没有对美国形成制约,反而成为其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而我国作为债权人并未充分享有利益,却为美国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本文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分析了两国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并针对中美经济的再平衡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美经济脱钩了吗

结合中美两国1992q2-2015q1季度GDP(SA)数据,应用DCC-GARCH和VAR方法实证考察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研究发现,中美经济并没有脱钩,而是处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美国经济波动对中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国,美国经济仍是中美经济关系主导;理论上,中美经济周期关联性传导渠道可能有三种:一是国际贸易渠道通过直接效应与滞后效应从正反两个方向产生作用,二是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因其充分的流动性成为中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重要载体,三是全球产业分工渠道通过产业梯度与反梯度转移、离岸外包与逆向外包产生周期关联。本文试图对当下脱钩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和深化,并以详实的数据有力的驳斥了"中国是国际经济波动之源头"的论调。

中美经济周期错配原因探析

本文通过对1978年至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与美国经济周期不仅时间上不同步,出现错配,而且经济波动的特点也不相同,中国是"快起缓落型",美国是"缓起快落型"。中美经济周期错配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政府和市场在经济活动的作用不同所致。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错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利有弊。中国政府一定要认真把握中国与美国经济周期错配的特点,根据中美经济发展的现实,制定相应的反经济周期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论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进行了三次,第四次时话将于2008年6月在华盛顿进行。通过对美国发起对话的经济背景和意图进行分析,对当前出现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解析。利用蒙代尔-佛莱名模型为工具,通过对双边贸易趋势等分析,得出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结论,并对中国的应对措施和美国问题的解决之道进行讨论,从而得出双方应该对话而不应对抗的结论。

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美经济关系

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美经济关系李晔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其对外经济关系中缔结贸易条约的一项法律原则。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是当前美中关系的焦点问题。自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美国参、众两院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对华实施最惠国待遇以来，由于美国对华的最惠国待遇...

中美经济关系: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后危机时代的走势

中美经济关系历经近30年的发展，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由偏重于中国对美国单向依赖的不对称性向中关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转变，而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实力遭到重创。而且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中国在经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率先摆脱影响．不仅经济获得强劲发展，而且国际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加速升温和忽然变冷．正是中关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导致美国在心理上不能完全适应的一种反映。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进一步提升．将促使中美经济关系必然要在矛盾和摩擦中不断扩展和深化。

中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汇率之争

汇率之争与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密切相关,是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和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可行的对策是,既不承诺贬值,也不承诺升值,让人民币回归浮动汇率的轨道,甚至可以适当扩大浮动范围。

美元贬值与中美经济摩擦

美元贬值折射出全球化趋势下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 ,美国贸易逆差日益严重和国内就业率下降就是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表现 ,实际上美国在扮演着世界最大逆差国角色的同时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的贸易增长和贸易顺差带来的是“双赢”或“多赢”格局。中国坚守在人民币升值与否问题上的主导权 ,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地位。在中美经济摩擦中 ,改善和解决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仍然在美国一方。

《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兼析《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自美国挑起新一轮贸易摩擦以来,中美双方经贸领域合作面临巨大挑战,美方越来越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并利用商业秘密打压中国企业。中美达成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将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和重大损失认定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履行《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我方的义务,完善我国的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体系,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当做出如下修改:第一,扩大侵犯商业秘密罪客体的保护范围;第二,增加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行为;第三,明确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过为故意;第四,界定重大损失的内涵范围并修改其认定方法。

中美经济关系四大焦点问题分析及消解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经济是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深度联系点,中美经济间焦点问题既凸显两国经济关系在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又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之处。因此,从消解中美经济焦点问题入手,在中美经济间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对双方都将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将惠泽世界。自197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

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并且融入东亚地区甚或全球经济的生产体系与价值链创造,中国已演变为全球的制造与贸易中心,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更成为世界出口与贸易盈余的第一大国。在此背景下,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两国不仅在经贸金融领域相互依赖,而且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双边关系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安全也有影响。为此,中美双方在经济、商贸和科技等双边对话磋商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使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深度互动阶段。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研究

文章在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探讨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和再平衡问题。文章的研究结论如下: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国际投资贸易体系中地位的重构,人民币国际化和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表征和关键手段。中国要在全球投资贸易相关指标还未受到显著影响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凭借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先试先行优势,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同步推进国际结算中心建设、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建设,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设与发展,发展人民币境外使用和人民币境外贷款相关业务。

新常态下的中美经济失衡调整策略分析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向着中高速的方向发展,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也对中美经济失衡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美经济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中国做出了国家层面的战略调整,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型转变,而美国的动作相对迟缓。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进行种种阻挠,变革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调整中美经济失衡的根本。

未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变与不变

白宫为何违背中美互信原则 2009年，奥巴马访华结束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定下基调，指明方向：强调“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强调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指导两国关系的重要文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经济合作引领全球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