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政策相对不确定性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资本流动的视角

使用2000年1月至2022年11月的宏观数据构建TVP-VAR模型,基于长短期资本流动的视角探究中美经济政策相对不确定性(中美相对EPU)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美相对EPU上升会给外汇市场带来贬值压力,且俄乌冲突时期该压力尤为强烈持久。对于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中美相对EPU上升会通过抑制长期资本流入给外汇市场带来贬值压力,新冠疫情期间尤为显著;中美相对EPU上升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随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增强由流出转为流入,进而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由贬值转为升值。且中美相对EPU通过长期资本流动影响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作用会在长期中不断弱化,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持久。因此,中国应提高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对资本流动进行结构化管理,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不确定性

中美两国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出了一系列承诺。

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进步与不确定性——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一、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意义 2005年8月～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六次战略对话。2006年12月～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从2009年开始，在此前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大机制的基础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建立。今年5月24～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基于中日上市公司的比较

运用中国和日本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日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企业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中国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强,这一现象在中国企业中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不会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但是在日本企业中这一情况正好相反.比较研究旨在为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提供参考.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中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动态关联机制分析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近年来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基于香港人民币存款数量和中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月度数据建立MSH(3)-VAR(1)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政策系统"在2006年4月-2007年10月、2008年12月-2010年3月、2011年9月-2016年10月和2017年1月-2018年2月属于"低波动区制",2007年11月-2008年11月、2010年4月-2011年8月和2016年11月-2016年12月属于"高波动区制";(2)系统在未来长期处于"低波动区制"的概率更大,持续性更强;(3)中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处于"低波动区制"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带来的消极影响程度更大,而当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更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外贸产业升级影响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政策博弈的检验

逻辑分析表明,中美在贸易、金融、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摩擦势必造成中国"被动式跟进型"贸易等政策的不确定性,且摩擦的周期性反复将常态化、长期化,对我国正式实施的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将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本文通过测度2007-2017年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指数,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抑制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进程,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各个地区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影响时间都呈现出差异性。根据上述结论,政府和企业要动态处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外贸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实行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制度,要充分考虑贸易伙伴国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规避贸易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贸产业升级带来的抑制作用。

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大豆价格的影响研究

以大豆价格波动非线性特征为切入点,重点探究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与中国大豆价格的经济联系,并运用TVP-SV-VAR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1)中美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存在双向溢出效应。尽管中美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互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其总体冲击效应随中美贸易发展而持续加深。(2)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大豆价格波动冲击效应具有差异性。相较而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大豆价格的影响程度更深,影响期限更长。(3)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借助宏观经济变化导致中国大豆价格波动明显,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更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是当前全球化发生深刻变化下的热点问题。利用2018年美国政府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为准自然实验,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该异质性研究基于BEC分类的不同商品类别,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个“抢运抢囤”效应主要是由中间投入品驱动的。但美国对中国出口贸易额没有短期的上涨,不存在“抢运抢囤”效应。从库存调整角度解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抢运抢囤”效应,并通过不同产品的航空运输比率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时,为我国应对不确定的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成为引起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2004年9月至2020年2月小麦和大豆价格数据,利用TVP-VAR模型研究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其中,对大豆价格产生负向影响,对小麦价格产生正向影响;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以短期为主,并且具有时变特征;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比,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更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目的】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的影响,为制定稳定粮食期货价格政策,实现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2006年1月—2019年6月我国EPU指数及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数据,构建TVP-VAR模型,探究EPU对我国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均受到EPU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且响应均快速、剧烈,具有持续性和周期性特征;同时,随着响应期数的延长,响应程度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在金融危机(2008年)、欧债危机(2011年)、股市危机(2016年)及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4个时期,EPU对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力度不同,主要产生负向作用,后期均呈现正负交替的冲击趋势,且在滞后0~4期所产生的冲击波动较大,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影响逐渐减小。相对于3个危机时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EPU对大豆及其相关产品期货价格的短期冲击较大,影响较深。【建议】为更好地应对危机时期EPU对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的冲击,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拓宽大豆进口来源渠道,并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信息共享机制,稳定期货市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确保政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粮食价格的时变冲击效应与政策启示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和全球疫情爆发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备受关注。在建立基本理论框架分析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粮食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和渠道效应的基础上,采用TVP—FAVAR模型分析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粮食价格冲击的时变特征。研究表明,2002~2020年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冲击呈现渐弱趋稳、大幅波动和冲击加深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大豆价格主要是正向冲击,对玉米、小麦和大米价格主要是负向冲击。基于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和市场主体应广泛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灵活运用期现货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合发展新格局,有效维持中国粮食价格相对稳定和保障粮食安全。

特朗普新政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一、特朗普新政的十三大经济转向（一）金融政策——从金融监管向金融自由化转变金融自由化是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新政将试图废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立法对大型银行设置了新的资本要求,限制银行自营交易,以防金融危机重演。当下美国经济危机已经过去,这个法案也已经过时了。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对业绩与企业金融化

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经济政策波动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并分析公司相对业绩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正相关,经营风险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传导作用,这一情况在公司相对业绩表现好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

【目的】系统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变动对中国畜产品价格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方法】基于2009年2月至2020年7月主要畜产品价格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等多维月度数据,构建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测度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结果】中国畜产品价格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之后整体呈现正向响应,前5期响应强度较大,5期过后响应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其中,猪肉价格的响应程度最大,生鲜乳价格响应持续时间较长。【结论】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进口数量、进口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3个渠道共同作用于中国畜产品价格,整体上畜产品价格随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升高而增加。其中,猪肉因消费偏好以及对外贸易的高度依赖性,其价格所受影响程度最大;生鲜乳因进口数量较大,其价格所受影响持续时间较长;鸡肉、牛肉、羊肉和鸡蛋价格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相对较小。

从不确定性看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自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加征关税以来,我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急剧增加。根据经典经济理论,不确定性会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通过对逾5000种我国出口产品进行数据分析,旨在厘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美国加征关税会对我国出口产生相反的影响,体现为不确定性会减少出口、抬升价格,而美国加征关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抢出口"和短期价格降低。当务之急是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战胜短期困难,增加进出口商对市场的信心,从而有利于稳外贸。

中美跨期消费比较分析——基于不确定性和未来资本回报率的分析

经济危机的阴霾并没有完全远离,而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思考此次危机的诱因了。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如果不是主要原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中国过度储蓄论"甚嚣尘上。本文不欲对谁是谁非做一个评判,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中国人更偏好于储蓄,而美国人更喜好当前消费,甚至透支消费。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特别是在如果收入等禀赋因素相同及利率一样的情况下,这个差别是如何产生的,此为本文的宗旨所在。本文提出不确定性和未来的资本收益率两个概念,并结合跨期消费模型对中美的消费进行比较,试图诠释这一差别的产生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从利差通道看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效应

美联储为平滑全球经济波动幅度和速度的"双增强"趋势而频繁切换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非线性影响。同时,利差作为影响人民币和美元相对收益率和相对购买力的重要媒介,其变化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以往仅考虑美国利率而忽视中国利率的研究结论严重缺乏实际经济意义。基于此,在构建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基于中美利差,可以探讨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非线性影响的现实表征和非对称性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非线性影响的现实表征包括:在经济萧条时期,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中美利差增大,对中国经济主要产生负向影响;在经济高涨时期,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引起中美利差减小,对中国经济也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这就意味着,在不同时期的相同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反向影响。非对称性传导机制的影响包括:在经济萧条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中美利差影响人民币和美元的相对购买力,进而基于经常账户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主要影响;在经济高涨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中美利差影响人民币和美元的相对收益率,进而基于资本与金融账户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主要影响。因此,中国央行应适当盯住美联储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以数量型宽松工具应对美联储宽松政策冲击;在经济高涨时期,以价格型紧缩工具应对美联储收紧政策冲击。

中美经济刺激计划政策工具比较及政策退出前瞻

（一）美国政策工具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干预措施，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直接干预手段，这些政策对于提振市场信心、减轻危机负面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异质性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推论

"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本届美国政府通过提高关税、知识产权纠纷、"汇率操纵"借口等一系列变化莫测的经贸举措对中国极限施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预期日益加重。在总结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拓展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揭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选择贸易模式时对风险和利润的权衡取舍。模型推论结果表明,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贸易出口,进而提高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的比重。进一步推论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式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的启示,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正一、引言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中曲折发展,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本文就历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加以说明,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以及面对此类问题,我国应采取怎样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