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BIT谈判视角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策略

中美BIT谈判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更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契机,它将为中国参与TTP、RECP等多边谈判扫除障碍,也是中国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实现经济再平衡的举措。中美BIT谈判涉及政府审批制度、行政监管、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争端解决的司法体系安排等广泛领域,直接深入到政府与市场、行政与司法等诸多体制层面的改革问题。因此如何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规律,前瞻性地结合中国改革的未来进程,在保障中方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寻求与美方提出的原则和诉求相互契合的利益交汇点,是中美BIT谈判中中方面临的最大挑战。研究表明,基于中美BIT谈判的视角,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面临"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资本自由转移与金融稳定的平衡"、"保障和最大化对外开放红利"等三项挑战。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论中美BIT中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从应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安审”法律风险的角度分析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是我国企业赴美投资时经常面临的法律风险。在近年美国针对外国投资实施的国家安全审查中,呈现出"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审查范围明显扩大,国家安全审查政治因素考量增多,程序的任意性和透明度的缺乏等趋势。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是我国在中美BIT谈判中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根本安全例外条款"对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做妥善安排,对于避免日后双边投资活动中因美国实施国家安全审查而导致的摩擦有重要意义。

中美BIT谈判与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

分析《美国BIT范本》金融服务条款、美国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可知,中国与美国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在投资口径、所涉义务、措施形式、清单规范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自贸试验区是国家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继续在金融业负面清单管理、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发展新金融服务、大数据金融监管和系统集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对接国际规则,先试先行。

论中美BIT谈判中透明度原则的困境与出路——兼论上海自由贸易区实践经验的有益启示

在对贸易投资法律体系进行深刻改革之前,中国通常会在小范围内进行改革,即规定部分地理区域作为改革试点。2013年至2015年,中国建立了四个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贸易投资法体系改革的试点,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为中国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做准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政策透明度。比较由中美主导的双边贸易协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在中国的自贸区试点中如何平衡关于政策透明度的差异,并提出中美双边贸易谈判中相应的解决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中美BIT谈判下负面清单问题探析

文章尝试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背景下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行探析。通过对比我国2017版负面清单与2004年后美国BIT及FTA近期缔约实践,得到在负面清单条款数量、具体条款内容,描述方式及分类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并尝试梳理原因。基于差异,文章结合别国负面清单设计实践,分别从负面清单整体及三个附件角度论述我国未来负面清单可能设计思路及走向,认为未来的负面清单应当以三个附件模式进行设计,与国际行业分类方式相对接,同时应梳理国内立法并出台《备案法》。

中美BIT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

根据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对关投资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5％，美国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的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2013年10月21日至25日，中美第十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谈判达成中国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标志着中美两国新一轮的投资进入一个新阶段。本文分析了中美BIT签订的背景，其进展缓慢的阻碍因素，对中美两国投资的影响，以及给中国带来的挑战，然后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措施。

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中美BIT对中国外资管理体制的影响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对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影响深远,一方面有利于突破现有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外资监管与风险防控能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为降低进一步开放带来的监管风险,为保留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外资政策的灵活性,中国需要在缔结中美BIT之前通过统一内外资法律、制订专门的外资管理法、完善外资准入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规范化与制度化反垄断审查工作先行改革与完善国内外资管理体制,予以有效应对。

中美BIT框架下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的因应研究

随着中国对美投资数量的不断增长,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呈现出日益收紧的态势,实践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严重障碍。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安全属于当事国可以自由裁量的内容,不受其他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组织的规制。面对投资中的困难,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有必要考虑通过其他途径对作为东道国的美国政府可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权力予以适度"钳制",双边投资条约(BITs)有助于在国际法层面对两国间投资关系加以约束。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的"美国利益第一"政策的推进和深化,美国更多从多边合作转向双边合作。本文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遭受的国家安全审查案例入手,希望通过在中美BIT谈判中完善国家安全例外内容、明确判断模式、明确适用要求和完善救济机制等方面入手,将备受关注的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纳入中美BIT的框架之内,使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在BIT保障下健康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兼论对中美BIT谈判的启示

当前,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备受国内外学者及各国政府的关注。文章选取2003～2016年与中国签订BIT的132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及中国双边投资协定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BIT的签订且生效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IT重新修订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BIT签订和BIT文本质量可能会促进中国OFDI,但未能通过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一方面要抓紧研究BIT条款设计的新趋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促成中美BIT的签订与生效。

新国际投资协定背景下中美BIT谈判的问题及中国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协定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在中美BIT谈判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环境劳工标准、国家安全审查标准方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应反映这种新变化,同时借鉴美国2012年BIT范本的先进经验,在该协定中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模式。我国也要审时度势,针对双方的分歧,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障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很多赴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过高的劳工和环保标准等原因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赴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限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制度颇有怨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仍然存在诸多分歧点,应加快中美BIT谈判进程,审慎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从而促进两国相互直接投资,增进两国福利水平。

全球投资治理:发展演进与中国的参与路径

在国家投资领域,发达经济体占据国际投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迅速增长,并逐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然而,国际投资领域却未能建立一个综合性、权威性的全球多边投资协定以及相应的支持机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谋求主导新一轮全球投资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参与主动重构全球投资规则。作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投资治理,而最佳路径就是推动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统一负面清单与美国BIT签约双方负面清单的比较研究

该文对美国现有BIT签约双方负面清单列出的项目进行了全面整理,依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当前的统一负面清单的行业分类标准对其进行归类,展示了美国及其各BIT签约对方负面清单列入各行业的频次。以此为基础,该文设计了评价中美BIT负面清单谈判难度的指标,并对中国把当前统一负面清单各行业列入中美BIT中方负面清单的难度进行了量化评价。最后对正在进行中的中美BIT负面清单谈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美国双边投资协议中签约双方负面清单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美国已签署的47个双边投资协议,以美方负面清单涉及的六大领域为参照,把美国签约对方负面清单的项目划分为四大类:一是与美方表述完全一致的项目;二是表述略有差异但内涵相近的项目;三是在美方限制领域之内,但内涵超出美方内涵的项目;四是超出美方限制领域的项目。基于上述分类标准,本文全面梳理和归纳了这四类项目的行业分布和国别分布特征,然后分析了在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中,中国把不同行业列入负面清单的谈判难度。本文对中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中选择恰当的谈判策略具有参考意义。

上海自贸区热“负面清单”的冷思考

目前,上海自贸区和中美BIT谈判堪称中国涉外投资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两者都涉及了"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一经公布,不仅引发许多争论,也引起了与中美BIT"负面清单"混同的误解。本文将在上海自贸区外资管理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对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通过对比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与美国2012年BIT范本中的"不符措施清单"、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与区外"混合清单",对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自贸区负面清单对标国际谈判投资准入规则制定

负面清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谈判的总体趋势,构成投资准入规则的核心要义。从负面清单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看,国际协定负面清单已成为通常意义上的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属于东道国外资负面清单,与国际投资准入通行规则存在差距,与TPP、TTIP、TISA和美国2012年BIT范本等代表的新型国际投资体系匹配度不高。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对标国际谈判投资准入规则制定的路径,须联动中美BIT谈判,衔接外资三法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改,在实践中"高仿"中美BIT负面清单的模式和理念,达到"先试先行"的效果。

国际投资规则视阈下的负面清单法律定位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化和法治化跨境投资规则体系的初步尝试。在没有既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遵循国际化和法治化指导思想,选择合适法律路径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尽管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是我国政府的单边行为,但由于中美BIT与上海自贸区投资规则存在互相影响和作用的内在联系,自贸区应前瞻性对接中美BIT谈判条款,从负面清单法律属性着手,明确负面清单的制订应遵循透明度原则,保持负面清单在框架和内容上与国际投资规则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