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惯性和改革的开启——中苏分裂下的法国共产党

苏共二十大以后,法共面临思想和实践上的困境,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而与中共的立场接近。但是当中苏分歧出现后,法共决定站在苏联一边,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法共的态度既体现了法共中央的思维惯性,以听从苏共指令、维护苏联利益和威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为其国际主义职责;又反映出其内部新旧力量间的斗争,党内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中苏分裂对法共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党内得以清洗了保守派力量、强化了苏联的新路线,另一方面国际共运的分裂使得法共开始产生自主意识,将关注的目光从国际共运转向国内事务和欧洲事务上。

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

1960年代初中期,在中苏两党分裂的过程中,中共能够在一个阶段中争取到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积极主动地站到自己一边,同中日两党拥有共同的反帝反修目标、共同的利益,以及日共与苏共在路线纲领上的分歧、苏共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涉密切相关。在1960—1963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阶段,中日两党首次密切配合,抵制"三国条约"。其后,日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中支持中共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1964年中苏两党分裂成为定局,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建立反修统一战线。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关系进入到最佳状态,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1965年在新执政的苏共领导集团暂未调整其对日共的方针时,中日两党以共同抵制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姿态,揭开新一年对苏斗争的序幕。不过,日共对独立自主立场的坚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即将来临,预示了中日两党关系走向疏离的前景,几个因素开始影响两党日后对亲近还是疏远的选择。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党的诉求逻辑实际存在差异,而影响两党关系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国际共运党际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

中苏分裂与中蒙关系(1960-1966)

六十年代初以来,中苏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扩大,而蒙古党选择坚决站在苏共一方,反对中共。中国为了分化蒙苏关系和争取蒙古的支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蒙古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这些措施却促使蒙古进一步向苏东阵营靠拢。尽管双方都曾想在意识形态争论的同时维持国家关系领域的合作,但由于彼此之间信任的消逝和矛盾的增加而没有成功。蒙古外交政策在中苏分裂背景下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而并非一味受苏联控制。

中苏分裂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

中苏关系的分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模式旅程中的一段插曲 ,是一场“双输”的悲剧。它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产生直接影响 ,又促使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时思索现实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催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因素之一。

试论中苏分裂的原因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中苏两个大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它实际发挥作用还不到10年.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对于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会谈及10月14日在欢送刘晓离任的酒会上的讲话，研究者长期以来基本上利用的是刘晓的回忆录、中国官方编撰的有关著作，并认为是苏联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态。

中苏分裂后的北三角关系考察(1959-1989年)——以朝鲜为视角

1959年中苏分裂后,所谓的北三角联盟实际上就只剩朝中、朝苏联盟。平壤同时维持同“两位老大哥”的联盟关系并不容易。1959-1964年,朝鲜偏向中国,引发苏联不满;1965-1970年,朝鲜倾向苏联,中朝关系受到影响。1970年以后,朝鲜外交才趋于成熟,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始终是塑造朝鲜外交的主要因素。

中苏分裂与肯尼迪政府的认知和反应

冷战时期,分化中苏同盟是历届美国政府追求的对外政策目标,中苏同盟内在的局限性和中苏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决定了这一同盟关系必然走向分裂。肯尼迪执政后,中苏分裂呈现出公开化趋势。随着对中苏同盟关系破裂认识的深入,肯尼迪政府选择了联合苏联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肯尼迪任期内,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苏同盟走向破裂,中国、苏联和朝鲜三角关系亦处于变动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可划分为中苏朝三角平衡时期、中朝蜜月时期、苏朝关系改善时期三个阶段。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中国出于政治和地缘等因素的考量,十分重视来自朝鲜的支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呈现出尽己所能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鲜明特点。然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中国援助的效果都并不理想。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作为中国与邻国交往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根据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档案及相关论著来看,赫鲁晓夫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谈话的意图旨在改善中苏两国的关系,但是中苏同盟经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同时,中印边界冲突还使中共中央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认识。

中苏分裂与越南劳动党对国际共运的认知和表达(1960—1964)

20世纪60年代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而此时中苏关系由两党分歧逐步走向两国关系的破裂。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希望获得中苏两国援助的越南不得不面对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60年代上半叶，越南劳动党对中苏分歧和国际共运的态度发生了从“避免评论”到“反帝反修”的变化。同时，中苏分歧和分裂也成为一种“镜像”，促进了越南劳动党“独立自主”话语的生成，成为越南70年代政策调整乃至80年代“革新开放”的思想前提。

在中苏分裂阴影下: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在民主德国的学习培训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越南学生和实习生开始大规模地赴民主德国学习培训。这个群体既成为了民主德国加强对越影响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了意识形态争斗的主要战场。德越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受到了两国两党关系变化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文化和社会交流的局限性。

中苏分裂、越战升级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的对越援助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苏分裂和越战升级的背景下,民主德国以各种方式加强了对越援助,并缓和了越南劳动党的矛盾,为此后双边关系的大踏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民主德国成了仅次于中苏之后的对越援助第三大国,并认可了德国问题和越南统一问题可以存在不同的解决方式。通过这些援助,民主德国旨在遏制中国在越南的影响,获得越方在德国问题上的支持,并得以在国内政治中动员民众,增强统社党统治的合法性。民主德国加强对越关注的同时,与中国的分歧也加大了。

中苏分裂与196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

本文旨在讨论日本对1960年代中苏分裂带来的冷战政治转型的反应，揭示日本两派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政治家认为，中苏关系将会分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对抗苏联。而“反吉田派”政治家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虽然两派都影响了1960--1972年间的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因此，“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此时期的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虽然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一时期的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但是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

本文从不同的理论框架(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和认同等)出发,以《中苏关系史纲》提供的素材和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内最近解密的省级档案等史料,对中苏分裂等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审视中苏关系,以期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意识形态的主观建构和中苏关系的破裂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随着研究档案的解密和其他原因, 在探讨分裂原因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认识入手,探讨意识形态争论对于中苏 关系破裂的影响。主要从意识形态的理解、中苏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意识形态解释权和意识形态主观建构等 几个方面阐述双方的分歧,由此看出意识形态争论的实质和对双方的影响。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言之,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前前后后

中苏有过一段“蜜月”时间,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格局下,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巨人的结盟,成为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曲《莫斯科——北京》风糜中苏两国,“苏联和中国永久是兄弟”的歌声一度响彻中苏上空,深入两国人民的心中。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曾有一度高潮,然而。

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与前瞻

50年来,中国外交前后进行过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即50年代联苏抗美的“一边倒”、60年代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并存条件下反对美苏的“两个拳头打人”、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到80年代以来的“真正不结盟”。这些抉择无疑是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关系变化的现实反映,但也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敌友观”密不可分。80年代以前中国领导人“非敌即友”和80年代后“非敌非友”的观念,使中国发展成为美苏之外的一支特殊力量,冷战后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观念,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