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丹农业合作开发区建设的研究

中国农业发展正在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优化调整与升级,国内农业发展面临的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约束日益显著。"走出去"成为必然的现实选择。苏丹农业资源丰富,投资开发潜力巨大。南苏丹独立后,苏丹石油资源大量减少,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挑战,苏丹迫切希望中国帮助其发展农业。中国农业走进苏丹,是一项双赢的合作。借鉴中国农业发展经验,在苏丹建立中苏农业合作开发区是这一合作的有效、快捷路径。本文对建设中苏农业合作开发区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建设模式和解决当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中苏金属股份公司创办问题的历史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冶金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提出在新疆共同开采、加工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矿产资源的建议,得到苏方的响应与支持。为此,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根据平权合股、真诚合作、互利双赢原则,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9月,经过9个多月的充分沟通和反复谈判协商,最终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正式创办了中苏金属股份公司。正是由于中苏两国高层的积极推动以及双方谈判团队的共同努力,中苏金属股份公司才得以创办。这一曾经举世瞩目的大事,标志着现代新疆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工业发展的肇始。

20世纪50年代中苏航空工业合作:路径、成果及启示

20世纪50年代中苏航空工业合作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通过合作建设数个航空工厂、实现全要素技术转移、引入现代化大工业管理体系和进行灵活有效的人才培养,中国航空工业拥有了从飞行器修理、仿造到自主研制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中俄两国应以2020-2021中俄科技创新年为契机,借鉴历史经验,开展互利共赢、卓有成效的科技创新合作,将其打造为两国关系的新亮点。

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把这一军事合作的失败归因于国家主权问题,则显武断。本文认为,造成中苏军事合作失败及其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有二:第一,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三和"路线的推行。表现在实践中则是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些内在因素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刘少奇与《中苏合作协定》的签订前后

新疆解放之初,刘少奇支持中苏《关于在中国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简称《中苏合作协定》)的签订,为新疆重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趁机制造事端,引起国内的各种思想混乱,刘少奇及时提出澄清各种疑虑的意见,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政权。《中苏合作协定》的签订不仅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也为国内外经济合作进行了有益探索。

中苏石油合作与中西话语之辩

从话语逻辑分析入手,对于由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关系发展所引致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国际话语权博弈问题作学理性探讨。指出,在现行国际话语权定义中应当引入非利益原则,并使之与国家利益原则趋向平衡;在中西话语之辩中的西方国家话语逻辑依然凸显利益本位;中国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建构亟需创新。

浅谈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在伟建厂的活动简析

新中国建立之初,据中苏两国协议,1951年8月至1960年8月,先后有95名苏联航空技术专家到哈尔滨国营伟建机器厂工作。该厂后来能够顺利完成飞机修理、制造任务,并得以较快发展,是与聘请苏联专家来厂直接指导、全面引进苏联技术、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分不开的。实践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引进和学习苏联航空技术,是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迅速掌握航空先进技术的捷径,对于提高我国航空工业的新起点,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现代航空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的中苏贸易对苏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基于1985—2016年年度数据考察苏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苏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平稳性检验以及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苏丹GDP带动效果明显,进口则通过出口间接影响GDP,中苏经贸合作尚未形成稳定的自我维持状态,需要更多的政治对话与项目合同来提升两个贸易水平。

发展重庆对苏经济贸易合作初探

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双方交往逐渐增加,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合作领域更加广泛,预示着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一、重庆与苏经济贸易合作的基本情况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近几年中苏贸易基本上仍沿用过去的政府间易货贸易的方式,谈判、签约均由双方中央政府统一出面,进出口结算和平衡也由中央一级进行。这种贸易方式制约着重庆对苏经济贸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1983年至1988年6年间,重庆对苏出口额虽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占年出口总额的比例却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明显地跟不上重庆出口的发展水平,

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模式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15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苏丹已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石油进口国变成有完整石油工业体系的石油出口国,石油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苏丹和平进程。苏丹石油项目被两国领导人共同赞誉为"中苏合作的典范"。"中苏石油合作模式"的内涵包括:中国石油企业秉承"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理念,主要依靠国际公开招标方式进入苏丹市场,项目经营完全按照国际规范和标准运作,输出先进适用技术,并推进当地人才培养,在当地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该模式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南南合作,加深了中非友谊,促进了中非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而且对开拓国际石油合作新领域,有效推动中非合作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述论（1954～1966年）——基于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是集审议、协商、签约、执行和监督于一体的合作交流机构,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两国间科技资料的交流和科研人员的互访、考察、合作及培训。在其存在的12年时间里,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共召开15次会议,审议、批准并实施了大量科技合作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苏科技合作交流的发展。由于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加上其自身工作机制上存在的缺陷,1960年以后中苏科技合作不断下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苏科技合作终止,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也被撤销。

1949—1953年中苏领导人磋商天然橡胶合作的历史考察

天然橡胶领域的合作,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之间比较早进行的经济合作项目。1949—1953年间,中苏两国领导人先后集中围绕天然橡胶的代购、种植、生产等方面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与磋商。在充分协商并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的协定》。随后,随着国际政治局势出现了缓和迹象,以及世界市场上天然橡胶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新的协定以取代此前的协定,中共中央也及时对橡胶种植和生产作出了政策调整。总体上看,1949—1953年间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天然橡胶合作方面的磋商,基本体现了相互尊重、互谅互让、互利互惠的原则。

周恩来对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贡献研究

周恩来起草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强调互助合作,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奠定基础。他领导编制"一五"计划、"12年科学规划",率团谈判缔约《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运筹签署"156项"、"122项"合作协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合作项目的计划申报、实施、管理,决策和协调解决关键性重大问题;强调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扩散形成产业化,工业企业要重视产品质量和支农工作。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和领导组织艺术,对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深化发展和成效提高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苏科技合作“122项协定”研究

1958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即“122项协定”)在莫斯科签订。“122项协定”是中苏两国签订的十分重要的科技合作协定,标志着苏联对中国的科技援助从以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合作过渡到了生产技术和科学研究并重的合作。“122项协定”拓宽了中苏科技交往的渠道,协定以编制、执行年度合作计划的方式展开,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22项协定”虽然只执行了3年多,但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争取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为例

本文旨在以驻旅大地区苏军占领当局发行的中文报纸《实话报》为切入点,通过报社的运营、刊载内容两个方面,来考察国共内战时期地方政权层面上的中苏合作的具体特点,以及该时期苏联驻外机构的对外宣传的实质和内容,进而从地方政权层面的视点来探讨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过程。二战后,随着苏联红军和中共军队进驻中国东北,中苏双方在地方层面上发生大量实质性接触,两者关系不再停留于以往的以最高指挥部为主的单一局面。在苏军的大力扶持下,由中共主导成立了大连地方政权。面对来自国民政府的外交压力,该政权名义上为地方自治政权,实质上在中共旅大地方党组织~①的控制下运行。中共同苏方于国共内战时期展开了紧密合作,为其后的中苏间的国家同盟关系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双方这种地方层面上的合作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其是在中苏力量对比悬殊的制约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不断克服一系列的利益冲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把握住中共与苏联地方层面合作关系的特点,将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实话报》,是驻旅大地区苏军当局在中共的协助下,于当地发行的面向该地区读者的中文报纸。《实话报》的产生是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地区战略利益一致的结果;而《实话报》内中苏工作人员间的合作则典型地折射出此期中共与苏联地方层面关系的实质。本文采用口述历史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手法,以当事人回忆录、中共党史文献等为主要利用材料。

中苏城市:社会主义世界中的大连,1945-1955

本文探讨了1945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连港口城市社会主义建设问题。1949年,大连被中国共产党誉为"新中国的模范大都市",而在1950年以前它是一直被苏联军队占领的日本殖民城市。战后地缘政治使大连及其居民处于实施苏维埃式改革的最前沿,大连不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锋城市,而且与广大的社会主义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认为,大连作为中苏地区的战后地缘政治地位导致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城市景观不同的态度,行动和政策的交叉传播。它揭示了冷战初期的非殖民化进程如何复杂,从而使这一中国城市更紧密地进入第二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旧同盟到新同盟——对建国初期“一边倒”政策的再思考

二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签订了旨在划分欧洲和远东势力范围的《雅尔塔条约》。两大阵营的代表———美苏两国划分欧洲和远东势力范围,其在远东势力范围内划分的重点是中国、朝鲜、外蒙古,重中之重又是在中国这块矛盾聚集的土地上,这又必然涉及到苏联、美国、国民党、共产党这样一个对新中国战后对外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三国四方”的关系要对“一边倒”政策的成因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研究,必须对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进行一个多角度、全方面的考察与论证,并从二战后到新中国成立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三国四方”的关系来分析“一边倒”政策的成因。

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1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结为盟友,开始了十余年的军事合作。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苏联的援助,加速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在援助过程中,苏联也采取了诸多的限制措施。本文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回顾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援建问题的提出;从常规武器工业和战略尖端武器工业两个方面分析了苏联对中国国防工业的援建;最后结合史实的分析,提出了中苏军事合作的经验教训。

苏联专家与新疆综合科学考察

1956～1960年,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下,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这次考察以查明新疆自然条件与资源情况,提出新疆生产力发展与布局方案为目的。这项考察不仅是《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也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项目。从1957年开始,苏联陆续派遣专家组参与了考察工作。苏联专家在新疆考察中承担了重要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指导了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并将他们的野外考察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中国同行。在考察中,苏联专家们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与中国同志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总之,虽然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使苏联专家未能参加最后的总结工作,但苏联专家仍为考察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国际化: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其成立之日起,它的前提与目标都是国际主义的,这一点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在其初创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莫斯科最忠诚与最能自我牺牲的盟友,这一独特之处既表现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流血牺牲,也被下面一个事实证明:与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不同,中国对苏联的忠诚并不是因为迫于苏联的军事压力。本文将研究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个抱负远大的国际性尝试——尝试对当时半个世界的发展进行规划,以此构建一个从柏林延伸到广州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在这一尝试中的角色如何?而这一尝试又如何塑造了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如何运作(或者未能运作)的?由各主权国家(和斯大林主义者)谈判所达成的这一计划在国际主义方面的成效如何?为什么毛泽东最终破坏了这一体系并因此打碎了"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