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派系之争下的中苏复交

中苏复交前后的中国政治,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下,存在两种类别的政治斗争:一种是派系之争;另一种则是政党之争。"九一八"前后,在蒋介石那里,派系之争的重要性优先于政党之争。随着国民政府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蒋所关注的重点亦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取决于蒋本人对内外时局的考量和认识。中苏复交问题与中国国内的这两种政治类别斗争存在密切关系。宁粤对峙时期,一线外交人士所提出的对苏复交建议,对蒋的决策影响不大,而这只能从其派系之争的事实加以解释,此种事实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即为蒋所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剿共固然是蒋的固定策略,对苏复交亦一再推延,但在蒋那里,剿共仍属内务,复交是对外问题。二者之间虽然存在关联,但前者的进行与后者的推进并没有被捆绑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至中苏复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英法美等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了所谓中立政策,并为自身利益同日本妥协,而苏联却在谴责日本侵略行径的同时,主动提出中苏无条件复交,对中国人民给予声援和支持。

1932年中苏复交档案史料

1932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筹备与苏联复交,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拟具“中苏复交问题方案”。本组史料反映了中东路事件平息后中方筹备中苏复交的过程。

1924年中苏复交述评

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标志着中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是两国外交史上的转折点,是当时两国朝野关注的大事。 一 复交前的相互摸底 自本世纪起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的两大民族,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沙皇俄国政府鲸吞蚕食中国领土、巧取豪夺在华的种种特权利益。

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走向

中国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经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尤其是中苏复交苏联对中国给予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对中国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对苏联的支持,为中苏外交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历史警示未来,梳理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走向,对当代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

孙科与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

孙科与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王军抗战初期，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以其特殊的身分、地位，两度出访苏联，在争取苏联援助、促进中苏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本文试就孙科在抗战初期发展中苏关系时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一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蒋介石政府政策的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作了调整:由原来的“弃蒋”政策逐渐向“联蒋”政策过渡。本文论述了这个转变的过程及苏联对蒋政策的特点。并认为苏联调整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一)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二)苏联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三)苏联远东政策的需要。本文同时指出苏联对蒋政府政策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其目的是想利用国民党政府作为在远东苏联对付日本挑战的一种平衡力量。

南京国民政府对苏政策析论

南京国民政府对苏政策析论琚贻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完全背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把反共政策延伸到中苏关系上，推行反苏政策，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极大便利。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检讨其对苏政策，并...

日本鸠山一郎内阁时期中苏对日复交问题历史考察

日本鸠山一郎内阁上台后,着手调整外交政策,主张恢复日苏、日中邦交。中苏两国对此表示欢迎,并在对日复交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对日复交。在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苏日关系在鸠山内阁时期完成了正常化,中日虽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中苏两国各自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开始调整相互之间极不正常的关系。本文试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两国关系调整的艰难曲折过程。

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

柳亚子是我国近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史学家和革命家。茅盾在全国第心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1 932— 1 945年 ,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 ,在 1 932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作为“亲苏派”的著名代表 ,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 ,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 ,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 ,其态度之热烈 ,言辞之浮丽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 1 942年苏援停止 ,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抗战后期 ,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 ,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 。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的对华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日之间的冲突,苏联在对华政策上显示了两面性。一方面,苏联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和对压迫民族的同情,对中国既采取了推动复交、道义声援和暗中援助的政策,另一方面,苏联为避免自身利益进一步受损。

陶晶孙与“左联”

我们的三哥陶晶孙,离开我们已经38年了。他出生于1897年12月。早年留学日本,上小学和中学,在大学学医。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创造社、"左联"时期及晚年。 1946年经潘汉年同志的同意,晶孙去了台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兼任热带病研究所所长。他支持学生运动,为国民党政府所忌。1950年他获悉他的儿子陶易王上了黑名单,便托病携子离台赴日本。在日本,他曾任长尾研究所顾问。

李大钊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大钊同志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中国革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青年们的革命导师。李大钊是最先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人士。早在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