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庚款董事会兴办西北教育活动研究

中英庚款董事会注意兴办西北教育,在抗战前采取的是补助的方式,但在执行中对它进行了修正,抗战时又进一步将其改成了"自办"。随着兴办方式的改变,董事会在西北逐渐形成了以甘肃科学教育馆、湟川中学、河西中学为主,并由它们就近管理的自办事业体系。在抗战和开发西北的背景下,董事会改变兴办教育方式,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有效利用,对西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湟川中学”的创建

民国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用英国退赔庚款在青海创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湟川中学";时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亲点湖北黄冈留德博士王文俊前来青海建校;学校第一次系统引入国际新式教育理念,其教学与各项活动在青海教育界起到了示范性"模板"作用;湟川中学的建立成为青海教育史上一件标志性文化事件,深远地影响了青海社会近代化进程;王文俊、顾颉刚、朱家骅等人为此建功卓著。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首次依据档案材料及创建者回忆文章作一初步探析。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述略

通过梳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这一机构成立的史实,重点诠释《解决中英庚款换文》以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人选和规章,其运作模式和运行效果可为当前中国各基金会运作提供借鉴。

中英庚款董事会对民国时期西北教育之影响——以甘肃、青海为考察中心

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退还了大量的庚子赔款。英国与国民政府联合成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负责其退还庚款的管理和使用,决定用投资实业之庚款所产生的利息资助中国的中等教育。西北地区因此受益。中英庚款董事会在西北地区资助教育事业历时10年,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其自办的教育事业,在教学、科研以及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等方面,成绩斐然,对西北地区的教育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资本运作与教育渗透的结合——英国庚款退赔方式形成述论

20世纪20年代前后,英国的在华教育面临种种窘境,其中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重。英国商会等主张应获得来源稳定且有持续供给的教育资金,比较理想的筹资渠道就是通过息金运作。此时正在进行英国庚款退赔的交涉,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此后,在华教育委员会推动了庚款用途的转向,庚款咨询委员会则促成了通过资本运作获取息金以用于教育这一新模式的落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运用基金会模式,通过发行公债等资本运作方式,保证了英国庚款用于在华教育方面的效益最大化,英国的庚款退赔方式由此呈现了资本运用与教育渗透相结合的特点。

王献唐接受中英庚款资助史实考略

抗战期间,王献唐先生为保护齐鲁文脉,载书南迁,但经费无着。1939年,在傅斯年的帮助下,王献唐先生申请到中英庚款资助,担任史学研究员,由此究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并完成巨著《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本文即通过作者新近发现的《王献唐日记》、书信及其他档案资料,就王献唐接受中英庚款资助进行科学研究史实详加考证。

庚款留英教育考选制度研究

以英国庚子赔款的资助为基础,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1933年至1946年共开展了9届庚款留英学生的考选活动。在准备招考、执行考务、录取选送一系列考选环节中,逐步建立起一套规范完备的庚款留英教育考选制度。抗战的全面爆发使留英考选既要服务抗战建国需要,又应具有一定灵活与自主的空间。透过考选环节设计与运作的视角,能够考察中英庚款取得兴学实效的前提和基础。

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及影印出版敦煌遗书史事钩沉

本文钩稽排比国家图书馆旧档中有关拍照影印敦煌遗书的档案文件,辅以其他资料,发覆掘隐,再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拍照并计划影印敦煌遗书的史实,认为此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的回归,促进了中国早期敦煌学的发展,而且对今天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献的回归也具有借鉴意义。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舆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攜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甘肃省博物馆巡礼

抗战伊始,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重心向西南、西北迁移。1939年的元旦,经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戴乐仁(英国)、罗家伦、梅贻宝等筹建了二年,甘肃科学教育馆在兰州贤后街诞生,这就是今天成为丝绸之路著名旅游景点、祖国西部最早出现的现代文博机构——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那时的西北和兰州,经济衰落,文化凋敝,若非抗日促进,一切仍是“春风不度玉门”之势。后战局吃紧,红军北上,西安事变,苏俄来援,大批文人志士纷至沓来,象西北师院、甘肃科教馆、甘肃学院(兰大前身)等一批高等学府的成立,使沉睡已久的大西北人文境况,大为改观。科教馆内设生物、理化、仪器制造、电教、推广等组,知名学者如梅贻宝、袁翰青、卢寿梅,先后任馆长,顾颉刚、裴文中、杨钟健、王继泽、申泮文、史念海、

论四海轮之命运

20世纪30年代,四艘海轮借中英庚款在英国建造,由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国营招商局负责经营管理。本文叙述四海轮从提议建造到最后被迫断卖的过程。

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经历了什么

告别故都,奔赴西南1937年7月,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执掌云大,他提出了“慎选师资、严格考试、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的治校方略,选聘优秀的师资,加强教学和科研的实力成为他日常工作的重心。当时中英庚款董事会正在筹划延聘一批京津大学的学者到后方大学设立讲座,熊庆来当然想趁这个机会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加盟云南大学——专职或兼职都是他乐意接受的。

顾颉刚当“媒人”促成的汉藏姻缘

1937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总干事杭立武先生来到北平找到顾颉刚先生,告诉他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西北教育设置的专款,“为使钱不虚靡,施有实效”,决定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结果为“主于因地制宜,俾边疆各教各族之已、未成年人,俱有接受现代教育之机会”。为此顾额刚接受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托,担任西北考察团团长,对甘肃和青海两省的地方教育进行为期近两年的考察。

郑振铎与战时古籍抢救及战后追索

'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对于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吞噬莫过于日寇'。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郑振铎(1898-1958)的带领下展开。1939年底,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多次联名给重庆当局写信发电报,痛陈江南藏书遭劫的严重性,强烈要求当局予以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