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相维:中华帝国的历史概念与治理逻辑

学界以“中央”和“地方”概念分析中华帝国的流行范式,存在以今度古、以西度中的时代误置。从中华帝国自身所使用的“内”“外”概念来看,其所构建的是一种以皇帝为圆心的差序政治关系,它由内朝和外朝、京城和四方两个交错互嵌的部分构成,并在长时段中衍生出内、外朝的并存与转化,封建与郡县反复纠缠这两个周期性现象。“内”“外”关系的实质,是帝国交错使用公共和私人两套政治系统,相互制衡,维系皇权,其合法性基础源于帝国“公”“私”概念的模糊性,使皇帝可以正当地构建私人性质的政治系统。“内”“外”关系在赋予帝国体制以韧性的同时,也妨碍了中国政治的公共化和理性化。对“内”“外”关系的研究,可以为重新审视帝国的本相提供更为贴切的视角,反思“央”“地”关系框架的内在局限性,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帝国”视角对中国地方志研究误读的三种方式——评戴思哲《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

新译《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是关于宋元明清时期地方志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作者采用西方学者惯用的“帝国”视角来观察古代中国,导致其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诸多误读。故而应当认识到,“帝国”视角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国。以“帝国”视角观察中国的历史,不能认识到真正的中国历史,所能获得的不过是西方学者的预设想象。

19世纪法国文坛上的中国名片——三部太平天国题材作品的文本比较研究

19世纪,伴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开放,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渐畅通,法国文坛上的中国题材作品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其中,朱迪特·戈蒂埃的《皇龙》、儒勒·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保尔·克洛岱尔的《第七日的休息》就先后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背景,将国家危机、政治冲突、宗教殖民等要素熔铸其中,在暴力与文明、革新与守旧、宗教与政治的冲突中逐步构建出一个日薄西山、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形象。三位作家从各自不同的审美旨趣与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法国社会上已有的中国素材进行创造性的选取与编排,使这个与时代背景及国际政局息息相关的末日帝国形象跃然纸上。

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欧洲建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话语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元朝以后,因海员在16世纪初的航海活动中接触到China,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政体的概念始有更新;巴博萨和传西栾那因触及的维度不同,先后以"王国"和"帝国"概念来理解明朝。1585年门多萨基于朝贡制度的多级体系,指出China属帝国级别;此后经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而至柏应理,以帝国-王国等级比对、欧中概念对译和谱系建构等方法渐次建构出"中华帝国",并以清朝接续之。但欧洲的帝国观基于军事暴力,政体等级亦限于两级,与中国的政治经验相左,故无法解释中华体系;相反,中国政体模式则包容之。

“中学西传”背景下《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的选译

《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译述的《本草纲目》开辟了中医药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先河。在“中学西传”背景下,译者以宗教和科学交流为出发点,采取删减、改写、增添文本内容的翻译策略,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文化在西方传播的最初面貌,还原该译本的译介过程对当前中医“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早期欧洲认定“中华帝国”的进程：以内外路径的交互影响为重点

16世纪初,欧洲学界触及中国的两个维度,一是庞大的朝贡体系,二是政体之规模;他们尝试用欧洲的帝国观来识别中国。门多萨首次将二者合并考虑,认定中国在黄帝时即为帝国,对专事书写中国的作者和非专事者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在世界性比较和中国叙事两个层面交互影响,共同推动对中华帝国话语的建构,使之到17世纪中期卫匡国之时基本定型;期间中国概念的出现对欧洲学界产生过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观念。

马士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马士·霍齐亚·巴卢(Morse·Hosea·Balo,1855～1934年),美国人。1855年7月18日生于加拿大的新科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与同年毕业的同学墨贤礼(M-erril,Henry Ferdinand)、客纳格(Clar-ke Charles C.)和司必立等一起考入中国海关。他在上海学了三年汉语,1877年后分别在天津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同文馆和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任职。在此期间,曾参与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中法战争时双方在中国的谈判。1887年后,他历任上海、北海、淡水、龙洲、汉口、广州等地区副税务司,1909年退休回国,后择居英国剑桥附近,1917年入英国籍。

大国兴起与衰落之径——弗兰克的中华帝国兴衰言说

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的理解是复杂的。阿明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立在"纳贡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阿瑞吉提出,它是一条建立在"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沃勒斯坦则认为,它是一条建立在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俸禄制"社会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有别于这三位学者的判断,弗兰克则提出,中华帝国走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立在"同心圆"贸易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平等发展道路,强调了体系性因素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以说,弗兰克的判断具有某些原创性价值和启示意义。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中华帝国衰落的文化根源及其启示

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帝国的衰落在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之时,就已经注定了衰败的结局。至于什么时候衰落以及什么历史机遇促使其衰落,这仅仅是一个历史际遇问题。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也许能够找到更加深刻的答案。

马克思关于中华帝国现代转型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他经常沿用西方人的惯例,以“中华帝国”来指称当时的中国。“中华”标识了国家的民族属性,“帝国”则表明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性质,即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在他看来,以权力本位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严重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造成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西方的殖民入侵,客观上结束了中华帝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引入了现代元素,但这只是资本贪婪本性扩张的结果。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试图依靠西方殖民者的“恩赐”来实现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现代的变革是行不通的,这个东方民族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变革自己国家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了。马克思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他不仅确信中国将来要走向社会主义,而且还确信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肯定会独具特色。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

简略介绍了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在中国出版的情况 ,并对此书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进行简要的评述。施坚雅此书的特色在于其所采用的计量研究法、城市比较研究法以及以“中心地理论”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学科性。同时 ,将施坚雅的创新之处与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作比较 。

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政治权威系统

1911年，随着清帝国的崩溃，外蒙古宣布独立。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华帝国的政治权威系统面临空前危机。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以汉人的民族主义为社会动员工具，在民族政治上难以迅速重建权威。这个权威系统的重建将在20世纪中叶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本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治和20世纪初国家转型的过程，分析了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权威系统与民族政治的关系，重点讨论从传统帝国的权威系统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权威系统转变中的民族政治问题。

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现有理论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完整和自洽的解释,特别是国家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作为决策主体的关键作用被忽视。无法探讨前现代国家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精英招募制度(elite recruitment institutions)之间形成的"超稳定结构"。本文基于最近几年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家能力方面的文献(Sng和Moriguchi,2014;Brandt,Ma和Rawsky,2014),旨在讨论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治乱循环和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在一个朝代周期,中央集权的统治者,面临着日益收紧的民众造反约束,和皇帝官僚之间日益恶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得不逐渐下调正式税率,腐败愈加严重,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趋弱,最终走向财政崩渍和社会动乱。由于视野(vision)的短小、既得利益的阻挠以及外部竞争的缺乏,统治者解决财政问题和维稳问题的方法,不是积极投资于建立高效的国家征税能力,不是建立支持经济发展的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而是消极的依赖和商业资本的恩主共生关系(patrimonial)解决临时财政危机,用科举制度调节国家内部各阶层各地域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结构,只有在1840年以后,才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开始松动:政治层面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最后走向地方自治、器物层面从师夷长技走向鼓励工商实业、制度层面西方的法律制度和议会制度从通商口岸逐渐渗入内地、文化层面废科举办新学,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变局",开启了至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

蒙住眼,因为剁手难——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晚期越来越“轻徭薄赋”,也越来越腐败

为什么在中华帝国晚期（以清代为典型），国家的汲取能力（正式税收占总收入的比重）日趋式微。而君主对建立一支高薪廉洁的现代官僚队伍和透明的征税制度态度消极，放任大小官员从附加税中获取他们的各种规费礼金，对“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听之任之？为什么在重大灾荒和外来军事威胁面前，国家诉诸于捐纳、报销和对官员商人的临时性摊派来为战争和赈灾融资，而不是通过公债市场在时间维度上平滑国家的财政开支？

纳贡模式:一个封建社会的解读“符码”——萨米尔·阿明论中华帝国的发展模式

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模式有着复杂的理解。比如,沃勒斯坦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俸禄制"模式,阿瑞吉提出是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萨米尔·阿明则主张是纳贡模式。阿明认为,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不是封建模式而是纳贡模式,但也不同于其他封建帝国的纳贡模式,是一个"同心圆"结构体的纳贡模式,也拥有其他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色。客观上讲,阿明这一理论具有某些原创性价值和启示意义。

感情历史的诠释──《停滞的帝国》与中西文化比较观

感情历史的诠释──《停滞的帝国》与中西文化比较观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两个文明在极具象征性的礼品交换中猝然相遇了。第一位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作为回赠，乾隆让人给了他几...

社会流动与明清社会史研究——读《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社会流动方面:1368——1911年》

一、该书所依据的资料及中心问题何炳棣教授的《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被人誉为"在一系列社会史学术著作中是第一流的"。该书最系统、最有份量的资料来源于明清时期48个《进士录》,共有12226个进士档案。

开放的思想史——评艾尔曼之《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在中国思想史上，清代经学似乎是最沉闷乏味的。众多繁琐的考据成果好像都只是在追问某一文献的真实性问题，层层累加的文字游戏消磨着思想的火花。然而，儒家自创立以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对儒家学者而言，治“小学”充其量只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起步罢了。既然如此，那么清儒埋首于考据之中的做法是否表明儒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因政治的压迫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浮光掠影地观测清代经学的表面当然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清代经学的发生及发展是与清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