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

中华法系萌生发展于中华大地,为千百年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法学概念,“中华法系”发端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法族”概念,其内涵在中华民族艰辛探索法治道路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建构与重构。法系与法律系统、法律体系,法律、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方向、未来命运及其决定因素是“中华法系”概念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论题,最终表达的是中国法治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中华法系”概念百余年演进历程中围绕基本论题展开的讨论,表征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实践性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的演进历程与基本论题,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范式性、引领性,是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

中华法系的连续性特征及其主要经验

中华法系是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连续性是一种总体的、复合的连续性,是时间上的延续性、内容上的延续性和思想上的延续性的统合。中华法系的发展和持久延续是多种历史与现实因素叠加累积、互相推动的结果,蕴含着必然性发展逻辑和能动性力量。中国历史上历代法制成就的叠加与推进,法典传统的逐步定型和精湛系统的法典编纂技术的形成,礼法融合、德法共治的互构与互相支撑,都是中华法系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华法系为当今法治建设留下了众多优质要素和资源,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当今法治建设者传承和弘扬。推动中华法系的伟大复兴,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法治资源,通过将中华法系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续写中华法系连续性的全新篇章。

伦理正义对中华法系统一性的价值影响

伦理正义是统一性的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法律哲学的凝结。中华法系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典体系的统一性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法律秩序构造是一个必要前提,“伦理正义”价值对于这一目标追求具有保障意义。中华法系是一个伦理法体系,其伦理正义决定和影响着法律正义的设计和实现。中华法系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及服务于律典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超的法律解释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法系统一性的形成。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借助“以经释律”“引经注律”“引经决狱”方法贯彻伦理正义价值原则,中华法系的立法解释、律学研究和司法裁判活动展现了高度的统一性;通过和平的交流互鉴,整个中华法系圈在存续期间保持了伦理价值、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伦理正义引领的中华法系的统一性,承担了一般国家法律体系所没有的重大且复杂的历史内涵,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持久魅力。

《北魏律》与中华法系的初成——兼论“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之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拓跋氏政权统一北方建立北魏,立法上积极推进汉化,首创北朝重视法典编纂之风,制定出“综合比较,取精用宏”的《北魏律》,成为中华法系初成的重要助力,也是北系律典之经典。通过对南北朝诸律的比较可以看出,成就隋唐如此精美的律典当是南北朝共同合作的结果,中华法系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法文化的碰撞与法制创举有很大的渊源。

中华法系和平性特征的历史文化成因与制度表达

和平性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鲜明特征.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法系历来传承的重要理念,和合价值、和平状态与和谐秩序是中华法系的根本旨归和中华法律文化的主流取向,礼法合体、德法共治的法律制度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制度支撑,长久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重视和合价值、追求和平状态、建构和谐关系成为中华政治法律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历久而沉淀形成了深厚的和平共处政治法律文化;中华法系是各成员国依靠共同的文化在长期的和平交往中达成内在统一性的和平性法系.恪守和平价值,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为世界未来贡献独具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方案.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当前,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问题值得去探索与研究。其中,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中华法系在世界五大法系中,具有唯一的一个古代世俗法系的地位、唯一的一个用非强制力途径形成的古代世俗法系的特征和中华法系的开放性有力证明了中国传统法律是开放法律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中华法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华法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深入研究,为复兴中华法系与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目前,除了面面俱到地论述,也需要通过拾遗补缺,深化对中华法系的研究。

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及其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它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不断挖掘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都彰显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品格和治理智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

中华法系是中华法治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法制史上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深的机理、深远的影响而“独树一帜”。中华法系,以中华法理为根、以中华法典为干、以中华案例为叶,蕴含着深刻的法理思想、优秀的法律制度、丰富的法治实践。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化对中华法系的历史认知,全面把握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推动对中华法治文明的阐释、转化和发展。

“中华法系”辨正

“中华法系”是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其最初是近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法的一种阐释,清末变法修律后,中华法系瓦解。民国时期,学界在对中华法系的研究中见仁见智,未能形成共识,致使一些学者力倡的“复兴中华法系”“建树新中国法系”的主张不了了之。20世纪50年代后,有关中华法系的研究多回归学术,对中华法系去芜存菁,继承其优秀成分成为现实法治建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起源及其融入“法治中国”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法治主义”自何处何时发轫是一个重大的始源性问题,相关研究发现,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法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法治主义”的发源之处。这种“法治主义”思想与当代法治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但从本质上看,乃君主专制工具主义的“法律之治”,与当代法治的核心意涵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源于齐法家的古代“法治主义”统合道、法、儒于一体,对法律与道、德等概念关系的系统论证,仍然能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宝贵资源。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主义”的制度资源,必须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其进行筛选,只有那些符合现代性价值标准的良性制度资源才具有借鉴意义,而那些与现代性价值标准相背离的劣性遗产则必须加以剔除。因而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融入“法治中国”的基本路径,必然是以现代性价值对其再诠释、再创造的转化与融通过程。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表达,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坚实法律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奠立在深厚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蕴含着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需要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悠久的中华文明是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发展之源,“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涵养人类文明形态创新发展。

继承与变革——中华法系在日本近世的发展

日本的近世,通常指的是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亦即江户时代。这一时期法制建设较此前的镰仓时期(1192—1333)、室町时期(1333—1573)、安土桃山时期(1573—1602)有长足发展,这在法律制定的规模化、法律形式的成文化及法典化、法律内容的完备化,以及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上都有突出的表现,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以看到其受中国法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大化改新后“唐化”法制的回归。因此学术界多侧重于强调明清律对日本近世法的作用。然而究其最本质而言,德川法制依然是承袭此前自镰仓时代以来的武家法而来的,以武家精神为本位。不过,即便德川法整体上是武家法,但同样也属于中华法系的范畴。如果对中华法系和中国法能够做出正确的区分,那么会看到,德川法制,恰恰是中华法系在除中国以外的法域发展的常态,即一方面继承中国法的合理精髓,另一方面又根据客观现实情形做出某种变革,从而使得中华法系更具有生命力。

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契机与路径

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既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实现5000年连续发展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体。中华法系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是法治文明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中华法系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要素化复兴是新时代中华法系复兴嬗变的方向,中华法系孕育了良法善治的多维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肇始于中华法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的新中华法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具有强大韧性和适应性。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既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套解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来束缚今天的现代化实践,要努力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是:强化当代人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建构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进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深刻理解中华法治文明的精神内涵

以中华法系为标志的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这就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法治文明的精神实质,把握中华法治文明的内在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先进性和文明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符合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共同价值和科学理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当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法系以及域外法律文化转化融合经验的比较研究,走出一条“借鉴”与“双创”相结合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之路;应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基本原理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医法学”与“西医法学”有机融合,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新境界。

论中华法系的伟大复兴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法学法律界担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在法治文化领域,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着力推动中华法系的复兴。中华法系的复兴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着辐射东亚、影响世界等方面的历史价值,更在于文明影响力的挖掘、制度投射力的实现以及时代引领力的形成。重构法系定义,需要考虑以下要素:一是有满足文明史考察的充分时间长度,二是有能从传统“母法国”覆盖转换成先进制度影响力、投射力覆盖的现实空间广度,三是有重要法律文献作为法系标志性起点的制度先进性高度。应当校正对中华法系内涵、本质、价值等基本问题的认知,赋予中华法系新发展理念,在法理上重构中华法系新时代内涵,结合法治中国的当代实践,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法系的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法治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论中华法系的演进方向

代表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制度建设总体成就的“中华法系”,是中国本土“法治主义”制度体系的集大成者,曾被世界公认为体现人类社会进步和制度文明的瑰宝。但中华法系毕竟是一个前现代的法律制度体系,必须在中华法系的要素构成标准方面作出新的探索,才有可能为“中华法系”概念的当代重构奠立基础。从主体与法治现代化的需求出发重新审视中华法系的根本意义和实践功用,将能够发现一个充满正向价值且能够对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大有助益的资源宝库。中华法系既构成中国人民自我认同的历史文化坐标,又是我们由以出发、创造新的制度与文化辉煌的重要基点和基础。在“要素性存在”意义上,中华法系的优秀成分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会受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者的加倍重视,这些优秀的民族法治本土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很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去,从而实现中华法系全新意义的“要素化复兴”,这理应成为新时代中华法系的演进方向。

“法治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栏目主持人语:强化问题导向 开创中国法学与民族学等跨学科研究新局面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法治是中华文明中光彩夺目的内容,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中华法治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法治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法治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为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正名——基于对清代《户部则例》的考察

单独以律典研究中国古代法,常会与近现代部门进行比较,也很容易视“诸法合体”为中华法系的“落后”特征,由此掩盖了“诸法”配合的实用功能。《户部则例》是清代各门类法律中重要的法律,它以行政类、经济类法规为主体,民事类、刑事类、军事类法规混杂其间,具有“诸法合体”的特征。其成因除了古今“法律部门”划分依据的不同,还包括乾隆初年法律编纂制度的变化,以及清代“权力集中”“综合治理”的政体特点;不过“诸法合体”并未混淆《户部则例》与《大清律例》《吏部则例》等其他法律的界限,它们各自的面貌、功能显然不同,不同法律分工明确、有效衔接,形成了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也成为展示“诸法”配合发挥功能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诸法合体”这一特征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不能以其缺乏现代性而简单否定。

让中华法系在新时代重焕蓬勃生机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源远流长、独树一帜,是一套完备的古代法律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也是一套卓然不群且数千年传承不息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作出重要贡献。中华法系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法制文明,不仅对古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延及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中华文明圈国家,形成中华法制文明体系,为世界法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