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在中西交流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在20世纪的中西交流史上,张申府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张申府研究和引进罗素的哲学思想,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提出"辩证综合"论,并且主张马克思、罗素和孔子三者思想相结合。张申府对罗素数理逻辑的译述,曾经影响了一代学人。张申府的学术思想无疑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中西文化语言符号模因分析——评《中西文化交流史》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工具。语言符号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媒介,也是建构意义的符号。不同文化的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异同、冲突与融合,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内容。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中西文化语言符号模因分析,着眼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与共性。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三辑)简介

张西平教授等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三辑)70册,于2023年6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本辑从梵蒂冈图书馆藏300余部中国传统古籍中,选出价值较高的59部予以收录。收录之书大致可分三类:一是稀见品种,如明正德刻本《东鲁许先生文集》、明末刻本《汉书故事大全》--世界范围内仅知梵蒂冈有藏;二是稀见版本,如明崇祯六年(1633)南京国子监刻本《孔圣家语》、清康熙吕氏宝诰堂刻本《家礼》,皆为传世稀少之本;三是带有传教士批注本,如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经业堂刻本《周易本义》,其本身并不罕见。

一部引人深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新作——读欧阳哲生著《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有感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具有相当难度的历史研究分支。对自我的认识常常是在与"他者"的对比、刺激、交流之下产生的。而两者之间的张力、矛盾又恰恰可以成为双方相互学习、改变、交融的契机。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特质、自我孤立的,而是在交流互动中、在"世界历史"中形成发展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校通识课“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设计探究

作为一门历久弥新的学科,中西文化交流史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作为面向全校开设的一门通识课程,在讲授上具有很大的难 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对相关授课框架重新进行了设计。本课程旨在 使学生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拓宽视野,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涵,以及对外交流、对话的重要性,进而树立基于文化认同的国家认同,以及文明多样性并存的时代价值观。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治史经验与方法——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访谈录

汤开建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澳门史、中国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西夏史及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曾先后获得广东、甘肃、澳门地区以及国家级社科类学术大奖12项。因其在法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2009年获颁"法国教育骑士勋章",为港澳地区教育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笔者2002年师从汤开建教授攻读研究生,从此进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有幸参与他的科研团队,并就治史经验与方法问题与他进行了数次深度访谈。本访谈主要关注汤教授的个人学术经验、澳门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话题,希望通过访谈,增进国内外学界对其史学研究风格的了解与认识。

近代中日学术用语交流史序说——以方以智《物理小识》为中心

原文参见:杉本つとむ:「近代日·中言語交渉史序説:方以智『物理小識』を中心に」,『国文学解釈と鑑賞』第56巻第1号(特集=日本語研究とその周辺),1991年,第186-204頁;杉本つとむ:「第II部第三章近代日·中学術用語交渉史序説」,『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杉本つとむ著作選集2』,東京:八坂書房,1998年,第357-382頁。作者杉本孜(1927-),日本语言史研究者、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他勤于治学,依托丰富的史料开展实证研究,有《杉本つとむ著作选集》(10卷)等专著近百种(含共同编著、史料校注)。1989年,杉本孜造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本文或可视作此次访学所催生出的学术成果。原文最初作为“特别寄稿”载于学术期刊,后经修订收入其作品选集中。这篇题为“序说”的学术随笔,提出并探讨了明清之际的中国典籍--特别是“西学汉籍”等资源--在日本江户时代西学译介中的存在、利用及影响问题。

“第三帝国”流亡上海的难民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流亡在上海”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各学科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了“文化震惊”(Kulturschock)和陌生感,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着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特别友好的关系。该文从第一种观点入手,解析了流亡上海的难民对日常生活中中国音乐的轻视态度、流亡音乐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的重视与尊敬,及流亡作曲家对中国现代音乐的贡献,从而准确而详实地展现“第三帝国”时期难民音乐家在上海期间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指金杯考--兼谈吐谷浑与粟特的商贸关系

在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鋬指金杯。本文通过将其与唐、粟特艺术中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认为它可能是一件7世纪的粟特输入品,反映了吐谷浑同粟特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这样的发现在当时并非孤例,共同验证了吐谷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东部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

传教士与中芬文化交流

中芬文化的交流起步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有别于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交流状况。这主要与芬兰本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有关。传教士在早期中芬文化交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芬兰的传教士是最早一批,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一批懂中文,并且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芬兰人。芬兰传教士的报告和游记有关中国形象的描述和中国知识的传递,对芬兰人起了早期"启蒙"作用。他们的哲学翻译则向芬兰人打开了认识东方哲学的大门。

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从系统论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既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足迹记录,也是世界其他民族走向中国的历程传记。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外传流播,同样丰富了其他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才蔚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画卷,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中西文化史上的积案——中国灰姑娘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自本世纪初周作人先生提及《酉阳杂俎》里的《旁》、《叶限》文学故事以来,七八十年间人们一直关注着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积案;即最早见于中国文字记载的《灰姑娘》故事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走向世界的?为什么灰姑娘形象在欧洲妇孺皆知而在中国却鲜于知晓?对此,本文作以下论述。

廖辅叔对中国音乐史和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贡献

廖辅叔在音乐学、词学和翻译学三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其中音乐学领域的成就又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西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和外国音乐论著翻译等方面。从大量的综合文献中寻找并梳理脉络是廖先生学术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而明清时期的大量文献是其主要的着眼点。廖先生论述独到的学术文论,展现了一片新的史学视野,拓开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域。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论:文献、视野、方法

我的这本《中国和欧洲早期哲学与宗教交流史》是2000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十年过去了,新疆出版社又约了这部书,希望再版。一个读书人,书能再版总是好事,说明自己的书有读者,得到学界的认可。写书是读书人的基本生活状态,书出版后,它就成为作者的精神史。这次再版。

一部代表中西文化交流史新趋向的力作——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

近十余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从原来关注文化交流的过程,逐渐开始重视异文化交流后所产生的结果,具体到中国天主教史领域,则是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地方化以及各阶层中国教徒的信仰、思想与生活越来越成为研究的重点。

时中:翁万戈电影事业考据

翁万戈,本名翁兴庆(1918年7月28日—2020年12月9日),是晚清重臣翁同龢嫡传五世孙,翁氏家藏嫡传人。翁万戈一生致力于以电影创作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被白谦慎称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见证人”(1)。然而,翁万戈电影事业家的身份被掩于翁氏家藏嫡传人的盛名下,其电影事业较少涉及系统研究。本文将通过梳理翁万戈近四十年的电影事业,从其经验中总结翁万戈的电影观念及其“时中”的电影事业家形象。

耶稣会士眼中的“儒家”——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汉语学界基于本身的问题意识及语言等方面的限制,对于“西学东渐”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近期,由梅谦立及张西平教授主编,罗莹、汪聂才、齐飞智、郝晓霞、连杰、吴嘉豪等一批青年学者翻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部反映“中学西传”的重要著作从拉丁文译成了中文,并由一贯支持汉学译著的大象出版社出版,洋洋四卷,呈现在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感兴趣的读者面前。

《国际汉学译丛》第1辑、第2辑介绍

为促进国内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22年开始计划定期出版《国际汉学译丛》,目前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第1辑(2023年2月)、第2辑(2023年8月)。该两期辑刊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所主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重大标志性项目“文明互鉴:中国文化与世界”(2021SYLZD020)的研究成果;由张西平、张朝意担任主编,任大援、杨慧玲、薛维华担任副主编,内容涵盖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汉学家的名著、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等译文。

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化问题——读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有感

He Zhaowu doubts the function of the west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late of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n his book: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He argues that nearly all of the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two centuries were dispatched by the Jesuits. They didn’t introduce the new thoughts and cultures of the west but the theology and scholasticism of the middle age of Europe. If they introduced the former the result would be different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