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修辞学传统的思考

中西修辞传统都对后来修辞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比较中西修辞学传统,着眼点既在异也在同。通过分析中西对言语交际的不同理解以及社会传统与社会语境方面的差异,揭示它们各自修辞传统形成的动因。

达意与说服──中西修辞学传统之异初探

本文对先秦修辞思想与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重意和达意是中国修辞的传统；说服方式的寻求是西方修辞学的传统；达意和说明的区别决定了中西修辞学传统对言语交际双方的不同偏重；中西修辞传统之所以不同，盖出于中西方思维方式之异和社会条件之异。

论中西修辞之别

在全球信息和知识汇聚交融的今天,在东西方话语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在修辞互动以象征的方式渗透进日常交际的今天,对中西话语交流和修辞互动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中西修辞发展历程、定义及修辞观进行简要比较,使读者对中西修辞有初步的了解。知己知彼,方能在中西修辞互动中抢占战略高地,争取话语主动权。

中西修辞学比较谈:修辞批评的两种方式

本文系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Karl Kao(高辛勇)教授发表在美国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学报第15期(1993年)上题为《汉语修辞学研究近况》一文的后半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该文的前半部分译作,已发表于《锦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以呼告型公示语为例比较中西修辞劝说机制

通过论述亚里士多德的三种修辞劝说模式:逻辑诉诸、人格诉诸和情感诉诸在呼告型公示语中的运用,文章分析了中西修辞劝说机制的差异,阐明在呼告型公示语中运用修辞劝说机制能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因此,撰写公示语时应根据中西文化的不同,灵活使用三种劝说模式,使情与理相结合,公示语受众顺应的可能性会更高。

哲学观照下中西修辞的契合与差异探究

中西修辞学在体系运作及策略使用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哲学层面的内省和改造赋予修辞学关乎人类认知能力及心智发展的思维共性,使修辞得以由言辞润饰的功能范畴逐步过渡为隐喻性的心理机制。因此,哲学观照下修辞语篇的分析不仅有利于社会交互和权利实践中话语生成模式的深层解构,同时也有助于人类修辞动机和意图的真实性还原,进而为西方话语霸权硬核的瓦解和中西修辞学的对接融合提供可能性。

中西修辞学发展初探

中西修辞学发展初探姜平修辞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语言学分科。在历史上．，修辞这种语言现常常比语法、词汇学更早地反映到人们头脑之中。在我国，修辞这一概念的出现就早于语法。而将“修辞”二字连用，始见于《易·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

中西修辞学传统文化之比较

人类研究语言的原始动机,不外乎两种需要:一是典籍阐释的需要,一是交际修辞的需要。典籍阐释使人类不断地深化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语言的探究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交际修辞使人类不断调整着人际关系,语言的探究成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典籍的阐释还是交际的需要。

现代修辞学调查——论中西方现代修辞学的对接融合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是借用了西方修辞学结构框架建立起来的一门学问。但自上世纪末开始,这种看法发生动摇。有人认为中西修辞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问,有人则认为中国修辞学当初借来的结构体系是西方人弃之不用的东西。人们一直为这些疑问所困扰,对修辞学的发展前途感到迷惘。为了更清楚地辨别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方向,促进中国修辞学在新世纪的改革创新,本文对中西现代修辞学展开调查,以便认识两者的差距,从中找到修辞学科的发展空间。

中西方修辞学传统与现状的对比

中西方传统修辞学都各自对以后修辞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从缘起和发展比较中西修辞学传统可知,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和实用价值,而在研究内容和层面上也有不同:我国修辞学重视从宏观以立言者为中心的文本修辞研究,而西方修辞界倾向于微观层面以受众为中心的论辩修辞探讨。中国修辞在借鉴的同时还未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而西方修辞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基于中西方修辞差异的跨文化交际障碍探究

中西方话语互动存在不对称的现象,从中西方修辞差异的角度探究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带来的交际障碍,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修辞意识,既能读懂话语背后的动机,又能利用西方修辞策略说服对方,扭转话语互动的不平衡。

中西古典修辞学说异同论——以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为例

中西修辞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共同性。 其一,源远流长。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我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甚至更远。先秦诸子在论述哲学、政治、伦理时谈到了许多有关语言表达的问题。其二,实践性强。古希腊修辞学是应社会政治的需求,作为一门实用艺术问世的。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修辞学说一开始便成了为明确的实践目的服务的一个工具。其三,特重口语修辞。

中西古代修辞学的理论形态之比较——诗性与理性之异

不同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 ,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 。

第二届西方修辞学高端论坛成功举行

2020年10月10日至11日,第二届西方修辞学高端论坛暨中西修辞学国际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以线上会议的形式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翻译学院主办,以“中西修辞学:创新与交融”为主题,分设古典修辞学理论与应用、新修辞学理论与应用、修辞与传播等议题,不仅体现了当前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也为学科之间的交融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一次具有国际性、前沿性、交叉性的学术会议。

中外修辞学纵横谈——兼论比较修辞学的对象与任务

(一)中西修辞学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我国“修辞”二字,最早见于《易·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著述勃兴,便有许多对修辞的论述。例如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对多言、辩言和美言的修辞观点。孔子提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修辞学民族性特点溯源

本文通过对比的方法,讨论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传统的民族性特点。中国修辞学的实践重“文辞”、轻“语辞”;而西方古典修辞学起源于演讲论辩,与“语辞”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产生“官学”、“官制”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条件,即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缺失,对中国修辞学重“文辞”、轻“语辞”的倾向有明显的影响,导致了中西方修辞学传统之异。认清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修辞学的未来发展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