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中西医关系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中西医关系的探索经历了“两种医生要合作”“团结中西医”“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实践过程,形成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医关系的科学方略,积累了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要求、秉持开放包容的核心原则、坚持守正创新的根本导向等重要经验,启示现实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推动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面向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西医学诊疗体系逻辑统一性探讨

通过对中医整体诊疗观与现代医学模式、中医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临床思维、中医对证治疗(组方调整)与现代医学给药方案个体化三方面的系统分析和论述,从宏观诊疗观、中观思维和微观治疗3个层面揭示了中西医诊疗体系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为推进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瘟疫现场的权力交织:从中西医论争到中西医结合

在清末香港与东北的鼠疫中,西医所代表的近代防疫手段取得了成功,中医遭到歧视并埋下了存废之争的种子。20世纪50年代,中医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救治中建功,成为中西医合作防治传染病的典范。在2003年的“非典”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医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百余年来,中西医在瘟疫现场的争论与合作,从表面上看是学术权力的消长,背后却是医疗话语与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冲突、调适与共处: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进医院”

20世纪上半叶,嵌入中国医疗版图的西式医院逐渐得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而中医执业空间则受到挤压。作为改进中医工作的主要措施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医进医院”的过程自不免冲突和抵触。经历了数年的冲突和调适,“中医进医院”由点到面推开,新建中医医院和在综合医院设立中医科成为新中国“中医进医院”的主要方式,中医诊疗活动的“科学化”则是其无可避免的结果。

经络有舶来的成分吗?

成文于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古埃及医学纸草文书记录了现代解剖学定位无法解明和生理学功能难以阐述的metu系统。大多数的疾病治疗都是如何疏通metu,调节metu,平衡metu,从metu中排除有害物质,恢复metu的正常功能。古埃及人认为人体的metu形成相互连接的管道网络进行能量与信息的流通,具有沟通身体外部与内部器官的作用,这与经络—脏腑联系功能描述十分雷同。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医学之父Hippocrates的著作中,也有描述人体表面的联系通道“phleps”。在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也有类似的channels系统。公元前15世纪左右,古印度CharakaSamitha描绘了人体的“nadis”管道系统,该系统携带“rasas”(生命之液),它由脐部发出联系全身。因此可以认为,医学发展的萌芽阶段,都有类似channel或经脉一类的联系通道的叙述,但met一词竟与汉字“脉”的发音一致太引人注目。从年代来说,met诞生的时代“脉”字尚未在中国创造出来。

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

在现有的香港史研究中,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领域。而且,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编年史叙述和纪念性文字,又或者是一些个人传记,可见未来该领域的研究仍有相当广阔的空间。而目前正受学术界积极关注的中西医关系、医疗慈善(Medical Charity)、医疗传教(MedicalMission)以及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等热点议题或许可以成为推动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有益视角。

关于中医发展的若干认识

首先简述了对中医理论的认识 ,接着分析了中西医间的相互关系 ,最后根据中医的特点及中西医间的相互关系 。

邱茂良针灸诊疗发展理念与实践探析

邱茂良教授是针灸学在20世纪复兴和发展的中坚与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特点可归纳为"坚守传统,吸纳新学"。本文着重分析其体现于针灸临床的实践理念、方法及影响因素,并从中探讨当代针灸临床的发展趋势与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