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中西医论争看近代知识界的价值取向

中西医论争由来已久,但甲午前多限于学术。庚子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大力引进、训练西医人才,置中医于不顾,中西医政治之争初见端倪。民国后,中西医论争从学术至文化再到政治全面升级。通过对中西医论争的历史考察,在全面分析时代特点的前提下,对中西医论争对立面两个知识群体的文化教育背景、政治观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考察其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传统与现代性:近代中西医论争的文化表征

从文化接触的视角来看,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与对立,无疑是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及话语场域之间的冲突。这场论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反映,烘托出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道景观。五四时期的欧化思潮与反传统主义为中西医论争埋下了思想根苗,而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构成了中西医论争的文化表征。历史表明,对抗与排拒无济于事,多元与共生才是合理的发展路径,而豁达与从容或许是中国医学走向未来最为舒展的文化姿态。

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对于近代中西医论争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整体来看,体现在总体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其中专题性研究主要是与近代中西医论争相关人物的研究、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研究、中西医论争的文化、科学论争等内容。至于不足之处,体现在研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等方面。

试论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的影响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后,对东西方文化的评判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当时中西文化论争一部分的中西医论争自不可避免。进化论思想使中医得到“落后”的价值评价,在现实中给予了批判中医论者政治上的正当性,并成为他们废止中医的思想来源之一;同时,由于被评价为“落后、迷信、不科学”,中医表达自身的话语权也逐渐发生了转移,造成了中医的“失语”。

近代中西医论争乱局下的《伤寒》经典诠释——以《神州国医学报》为例

在近代中西医论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医界研读《伤寒》经典,探讨其经文旨归的文章相对比较集中。以民国期刊《神州国医学报》为例,共刊载《伤寒》经典诠释文章74篇(含《金匮》方药探讨3篇),既有对《伤寒论》传本进行训诂校订的文章,又包括对经典条文进行阐释发挥,探讨其方药疗效的论文,内容丰富,富于时代特色,具有重要文献研究价值。

《医学杂志》与近代中西医论争

"中西医论争"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与科技传播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作为近代我国内陆地区唯一一本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刊物,办刊于中西医论争高潮时期的《医学杂志》始终坚持通过融汇中西的方式将中医发扬光大的立场。它不仅从侧面生动记录了民国时期中西医对峙的激烈状况,再现了当时中医人士为医学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也使普通民众有了接触医学常识和理论以及了解医学发展的渠道,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传播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近代医学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珍贵史料。

医学是个世界一体的交流融合过程——中西医论争答客问

中西医壁垒分明,争论已久。迩来不但不能越辩越明,反而嫌隙日深。当然所有学科内部都会有争议,但中西医之争,却是关乎每个人具体生活的。平日衣食就常被中西医对身体、病菌、生活方式的各种不同见解弄得无所适从;真有大病,病家患者更是徘徊中西,哀哀无告。而争议久不能决,几成死结。主张西医的人,辄有“中医不亡,是无天理”之说。支持中医的,亦能举出无穷西医束手而由中医起死回生的案例,并认为西医不能看病,看病全赖仪器。西医又或说阴阳五行八卦十二经络三百六十穴,全出臆想,无生理解剖依据。中医则批评解剖尸体者,不能知生命活物,治病者亦不能养生。诸如此类,争议无穷。但这样争下去,有用吗?符合历史发展之真相与现今医学之趋势吗?久欲撰一文以解纷争。恰逢编辑之邀,成此“中西医论争答客问”。

透视身体:X光与清末民初的中西医论争及身体感知

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后,医学X光照相技术兴起。不久以后,这一知识和技术便被介绍到中国,并很快运用到对缠足和其他疾病的诊断当中。X光的传入,给晚清民国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身体视观技术,借由视觉科技的进步,医学诊断得以卸除和穿透客体的遮蔽,形成不可辩驳的证据。本文指出,X光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身体观,而且医疗诊断器械的进步,也是西医得以在中国扩张并取得优势地位的有力工具;在近代中西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X光之下的虚弱身体也成为一种政治隐喻,参与了现代中国人身体的现代性建构。

如何看待近期的中西医论争——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

张功耀的《告别中医中药》发表在去年的一期《医学与哲学》上,何裕民教授作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副主编,是该篇文章的主要审稿人。何裕民教授是中医,是什么原因让他力排众议在核心期刊上发了这篇颇有争议、批判中医的文章呢?“告别”的闹剧已渐行渐远,但由此引发的思考还在振荡。近日,我们带着许多疑问,专访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

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

本文追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医病关系〔之理想〕的诞生过程，始於传统医家的开业术与择病而医，病家择医的责任与策略，以及医病双方如何透过脉诊与脉案而进行互动，终结於西医如何在传统中医主导的医学文化中，为医病关系树立全新、且相互支持的「责任、权力、与信仰」。另一方面，中医师开始学习西医的专业制度与价值，进而建立同僚的权威。然而自一九二九年起，中西医师间发生了有组织的、长达十余年的政治斗争，新生中的医病关系也被深刻地卷入其中，甚至成为斗争的焦点，是以中西医师的论争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此後中国医家与病人权力的消长，并深刻地型塑现代中国的病人。两段表面上独立发展的历史，自此紧密地互相穿透、彼此缠绕。

两个晚清士大夫的医学观——清末中西医论争的文化反思

笔者旧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至2012年，旧作已3次出版，但笔者认为旧作有明显不足，为此，2012年学苑出版社再次出版旧作时，笔者加了1篇很长的代序《近代名人论中医》作为补充，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西医——中医挥之不去的他者

中西医的论证是医学哲学与医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后现代哲学可以为理解两种医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运用后现代哲学中的“他者”观念回顾了中西医之间张力的演变,指出在整个过程中“中医”未能摆脱“西医”作为“他者”的注视。并从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这种张力的未来进行展望。

西医东渐的社会语境及其影响

西医东渐的过程,也是中国医学近代化的过程。西医在东渐过程中,也遭遇了近代中国东西方文化论争。西医在历经国人对其怀疑-信任-崇拜的过程后,最终获得了中国医界主流话语权。由两种文化论争引发的中西医论争,客观上为西医在中国的普及创造了社会心理基础,使中国医学走上了近代科学发展的道路。

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

在西医东渐过程中,中西两种医学的相遇及其关系涉及到社会、思想、文化因素。考察历史的过程中重点关注民国时期的"废止中医案",认为当前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中西医论争是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而非根源于医疗实践。最终将中西医争论的问题引入到医学自身的进步上去。

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胡适是 2 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思想家 ,但是 ,80年代后期以来 ,我国出版的有关他的生平的著作中 ,根据胡适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认为中医陆仲安早年治愈过他的“糖尿病、慢性肾炎和心脏病” ,因而断言胡适相信中医药。仔细检阅胡适的日记、书信和文章 ,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尽管 192 0— 192 1年胡适生的那场病 ,开始时有医生怀疑可能是心脏病或肾炎 ,但很快就否定了。胡适虽然死于心肌梗塞 ,但他第一次冠心病发作是 1938年底。实际上 ,中医陆仲安为他治疗的只不过是胡适所说的“小病” ,是自限性的 ,而且胡适一再申明他根本不曾生过糖尿病和慢性肾炎。上述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等疾病的说法纯属以讹传讹 ,或有意夸张造谣 ,这件事在中医界至今仍有影响。胡适自称是“信仰西医的人” ,并且支持他的友人批评中医 。

民国期刊《神州国医学报》的办刊特色及社会影响

《神州国医学报》（以下简称《学报》）为民国时期重要的中医药期刊之一。作为社会学术团体主办的刊物，该刊具有鲜明的办刊特色，以时代性、学术性、权威性、文章容量大、信息面广而闻名于世。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作为学会与会员之间，业界同行之间，中医人与普通大众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学报》在团结中医同仁、改良国医学术、发挥行业作用、服务民生大众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深入探究《学报》办刊特色及社会影响，对了解近代中医学术发展及中西医论争史实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

民国中医之喉舌——《医界春秋》

以民国时期上海名医张赞臣主办的中医期刊——《医界春秋》为主体,探索在当时背景下,医界思想领域存在的矛盾、斗争和中医界的革新思想,以期为当今中医的发展提供借鉴。

“废止旧医案”背景下秦伯未之中医观

在"废止旧医案"背景下,中医之路如何走下去是中医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沪上名医秦伯未洞悉中西医之争已上升为政治之争,而中医人却仍不自省。他认为,中医要生存发展必须革新,中医教育是中医复兴的出路,倡导"新中医"。面对"中医科学化"观点大行其道,他敏锐地指出其核心乃科学之精神。在中医实践的层面,秦伯未临床诊病也不再是单纯传统的中医思路,西医的生理、病理、药理也被其接纳与运用。

清末东北鼠疫防控策略的文化冲击探析

面对来势汹汹的东北大鼠疫,清政府在防控中被迫采取西法防疫措施,并在疫情结束后召开国际鼠疫大会,彰显出官方对科学医学的认同。然而,西法防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显现出科学医学的不确定性和措施的非人道性,对医学界和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冲击,形成了中西文化对峙的潜流。中医们不平而鸣,与主张西医的新闻舆论界展开中西医学的争论。西法防疫的严苛,加之清朝官吏们的假公营私,不仅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而且凸显了中西之间人道主义的观念差异,引发社会对西方的反感。由于与国家主权息息相关,尤其是俄国对华政策藉疫情变本加厉,防疫成为社会各种思想情绪的宣泄口,加深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清政府的失望与反感弥漫开来。

“国医节”的由来

中医堪称中国“国宝”，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渐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导致中西医论争日益激化。1929年2月，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