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从中西学关系看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

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构成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早年费孝通借鉴西学之人类学的功能方法,践行学术"救中国"之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费孝通基本还是秉持源自西学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实现"志在富民"的学术旨趣。将西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种工具取向,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则往往被忽视,如学术的"求真"意志。如此,西学在中国背景下蜕化为"学以致用"的功用器具。在从事社会学的早期阶段,传统"中学"之内容又常被费孝通所轻视,他急于走出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从实求知"路径。晚年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之问题,做了纲领性的反思。他从"心"的研究入手,意在突破社会学的实证传统,并在坚守社会学学科规训的基础上做古今中西融合、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或可为突破社会学困境提供一条路径。

试论孙诒让的中西学观

以经学闻名于世的清末史学家孙诒让,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是古文经学出色的后殿。当清末风云变幻之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并倾力从事教育实践。具体考察他的学术实践和教育实践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对中学和西学的基本态度,体会他置身于西学这种强势文化汹汹而来的时代中的种种挣扎与无奈,并可由此一窥中国传统文化在应对外来强势文化上的弱势与其内在张力。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教学模式在妇产科“西学中”教学中的应用

目的探索基于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理念的教学模式在妇产科“西学中”教学中的应用。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12月新乡市中心医院进行一期“西学中”培训的60名西医妇产科学员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0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授课方式开展教学,研究组采用SPOC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比较两种教学模式在学习准备、学习兴趣和态度、思维状态、学习效果等方面的评分和临床思维、病历书写、体格检查及总成绩的差异。结果研究组在学习准备、学习兴趣和态度、思维状态、学习效果等方面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在临床思维、病历书写、体格检查及总分方面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由于“西学中”培训开展年限较短,目前国家并无统一的教学模式,在临床带教中实施SPOC教学打破传统教学的限制,提高临床教学效果,可以培养出具备浓厚的以中医文化底蕴为主、中西医结合特色为辅的更高知识水平与实践技能的妇产科学实用型人才,值得进一步推广以应用于临床教学中。

西学中人员高血压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在我国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心血管疾病(CVD)占首位,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是我国CVD死亡的主要原因^([1])。目前,我国CVD患病率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CVD负担依然沉重。高血压为CVD的最主要危险因素,是心、脑、肾等靶器官的主要危害,其患病率较高,而且致残率、病死率也较高,同时人群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较低。

西学中针灸学课程设置研究

西学中人员针灸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大多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问题在于思维模式、教材以及制度不完善。如何让学员打破固有的“西医思维模式”,进行制度完善,需要在教学中做到因材施教,倡导以学员为主体的自主性学习,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同时需要国家加大重视程度。另外,加强西学中专用教材的建设和提升师资队伍的中医临床带教能力。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托管模式下基层中医院开展“西学中”培训的实践与思考

“西学中”培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也是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中医医联体建设的背景下,北京中医医院托管顺义区中医院,顺义区中医院在医联体内开展两期“西学中”培训班,通过系统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技能培训,提高基层医师的中医药诊疗水平,培训效果良好。以此为例,探讨目前“西学中”培训中存在的工学矛盾、形式单一、专业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从完善培训计划、严格考勤纪律、增加临床实践内容及专业性内容、丰富培训形式等方面提出建议,思考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之路。

“西学中”教育研究进展

随着近年来“西医学习中医”日益成为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中的一个热点,学界围绕该主题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尝试日益增多。本文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研究进展,理清建国以来“西学中”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对西学中的价值和内涵进行思辨,并梳理了当前西学中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存在不足,以期为今后的西学中教育研究凝练思路和方向。

“矩”哲学观与安清翘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中西学关系,是自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以来困扰了国人400年的一大主题。"西学中源说",就是中国人对异质的西学的最早反应,并成为有清一代钦定的正统观点。终清之世,也只有安清翘一人对"西学中源说"进行过系统的辩难。文章立足新的史料,对安清翘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认知和实践以及深层的哲学基础——"矩"哲学观首次进行发掘和研究。

“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

"礼仪之争难题"不应该是一个只关乎西方或者东方的问题,应该将其放归中外交流的历史坐标上重新认识。解决的关键在于辨明论争缘起及厘清冲突背后的中西学统。纵观16—18世纪宗教改革与天主教东传的时代背景,可以让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礼仪之争"有更多新的认识。如果说恩典观与教会道德神学是影响各修会传教士在论争中做出抉择的西方学统,那么神道设教思想下文教与神教双向度有机互动的中国社会伦理与宗教体系则是国人回应"礼仪之争"的中国学统。直面"礼仪之争"难题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宗教的"双向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反对"文明冲突论"。

中西学园──96级毕业设计的尝试

本文介绍了中西学园的设计过程，从选题的意图、选址的挑战性、设计前期对基地和使用者的研究分析以及总体设计的控制等方 面探讨了该课题的意义。

院校联合实施临床护士“西学中”的培训效果

目的探索院校联合实施临床护士"西学中"的培训效果。方法选取南京中医药大学盐城附属医院2016、2017年新入职西医护士60名,依托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优质的师资资源,与医院临床护理专家联合实施"西学中"培训。结果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护士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核心能力、患者和导师的综合评价均得到了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院校联合实施临床护士"西学中"培训模式,可以提升西医护士中医护理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满足中医院的临床需求,提高患者满意度。

“西学中”泌尿男科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自2017年以来,依托西苑医院平台,陆续承办了4期西医学习中医泌尿男科班,累计培养学员144名,遍布全国23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通过制定专门的西学中教材,聘请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授课,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师带徒”一对一等方式,完成教学和考试工作。经过256个学时的学习,学员考试及格率为100%,结业成绩优秀人数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绝大多数学员已初步掌握中医基础知识,对中医药在泌尿男科疾病的应用能力也有一定提升。

新时期下“西学中”在职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西学中"在职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为例,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西学中"在职教育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认为"西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模式,也构成了中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就有关《明史》历志编修的思想、方法进行考察,尽管父子之间存在着继承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历志体例的变革性意见,即志中当载入大统历(授时历)立法之原以及回回历作表之法,但分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待“西学中源说”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中西学关系、人物等的评价。将黄氏父子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置于明清之交的历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以梅文鼎、梅毂成祖孙作参照平台,有助于理清《明史》历志的线索及其关系,特别是其中西学的影响。

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为达到引进之目的,出现了比较中西学术的各种说法。《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对该文写作背景、动机以及反响作深入之探讨,确定该文完成于1703年。并指出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此说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历算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西异同视角下的“西学中源”说———兼论晚清“《格致古微》时代”的思想光谱

“西学中源”说是甲午戊戌时期流行的一种讨论中西学关系的观点,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即为其代表。该书以“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为宗旨,既要沟通“古籍”和“西学”,却又同时区分中西,本身即潜藏着悖论。从中西学异同的视角看,“西学中源”说不仅关涉促进或阻碍西学引进的问题,更是一种介于中西相通和中西相异之间的独特认知,既暗含着中西学本质上的贯通,又强调二者现象上的区别。在近代思想光谱中,“西学中源”说有其独特的位置,既不同于严复所主张的中西各有体用,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证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的尝试,还异于张之洞以中西之别为基础的“中体西用”之说。它反映了一种以中学为主的融通中西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中西竞争的一面日益彰显时逐渐退隐。

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

明末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和其它科学技术,使一部份中国上层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十分倾心。清人入关后又将先后在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下由耶稣会士编撰的《崇祯历书》(经汤若望略加删改,易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天下,并长期任用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康熙本人也以耶稣会士为师,躬自习学西方天文和数学。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传统的信念和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提出"西学中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