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争中的钱穆大文化观

处在中西文化论争时代大背景下,钱穆创造出大文化观思想体系来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和刺激。钱穆学术生命始终随着其所在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此大致可以把钱穆的一生划分为大文化观的酝酿、大文化观的提出、大文化观的总结传承三个阶段。纵观这三个阶段,钱穆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其生命历程和时代主题相契合。

中西文化论争与现代政治文化哲学的凸显——兼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现代政治文化价值

文化论争是现代性追寻的深层映射,中华民族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伴随着中西文化的论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西文化论争的基础上,立足于唯物史观,阐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文化观,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西文化论争中有关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应答。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指导,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价值与限制

面对近代的中西文化论争,冯友兰自觉地综合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和唯物史观来加以分析,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命题,并力求达成化与民族性的统一。由于缺乏辩证思维和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心态,冯友兰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20世纪30年代城市“摩登”现象及其论争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主要城市生活中的“摩登”现象极为普遍,凡是城市生活中带有潮流式的东西皆可以“摩登”称之,其中许多内容反映着城市市民在生活中追逐世界潮流的步伐。官方对“摩登”现象多持否定态度,民间对“摩登”现象则是敌视与维护的言行并存,舆论严重撕裂,由此形成了思想舆论界的“摩登肯定派”与“摩登否定派”的论争,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在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碰撞与摩擦的具体体现之一。由此可以了解彼时国人对于西方新奇事物的排斥、选择与扬弃。许多优秀的外来事物就是在这种博弈中逐渐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借鉴,成为民众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社会则在这样的冲突、选择与认同的过程中不断演进与发展。

从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看五四时期李石岑的文化观

1922年3月,李石岑针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主要观点展开了批评。他指出,西洋、中国、印度不是各走各的路,它们都是坦荡荡地向着前面的一条大路走,不存在所谓“三个路向说”。梁的“三个态度说”也不对。所谓“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实现”的话不妨慢点讲,而“有我”“个性申展”“从权威解放”“理智条达”这样的话要多讲。梁氏关于“文化”“文明”“东西文化”等的定义或说法也有问题。文明不文明要看进步不进步,要由进步的程度看一国文明的程度或定一国文化的程度。以此观察其时的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就得承认后者比前者先进,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李石岑的这些观点,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基本一致;而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展开的争论,则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重要一环,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两种文化史论述模式的争雄。五四之后,这一争雄局面仍然维持,中西文化论争仍在延续。

论五四新文化时期杨明斋的文化思想

杨明斋是中共建党时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五四新文化时期,他积极投身于中西文化论争之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中国问题,深刻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阐明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并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思想。杨明斋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主张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走向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