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进路

一时下有关中国近代法律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核心在于处理欧洲中心主义“文明”(civilization)话语中的中国法(特别是清季中国法)的西方凝视。现有的研究中,多从清季档案等基础史料着手,①通过外交史、经济史、翻译史等不同研究进路,揭示西方国家的法律东方主义和法律帝国主义话语实践,或说明清季自我东方化的倾向。②更进一步来说,这些研究多在论证“文明等级论”统摄下的两种话语,即欧洲中心主义和(法律)东方主义,前者为欧洲文明的先进性提供了论证,而后者为非欧洲文明信纳欧洲文明的先进性提供了支撑。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及其对法律翻译的影响

法律翻译为跨界的学科,其跨越语言学、翻译学与法学。法律文化指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全部法律现象以及针对此法律现象的态度、观念、行为模式等。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因素一直对法律翻译的质量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译者在进行法律翻译时必须妥善处理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带来的难题。

自然与天道:中西法律的形而上之别——兼论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天道"与"自然"是中西方法律的形而上基础,它们都起源于人们对世界万物本原的形而上思考。人们普遍认为顺应于"天道"或"自然",人们就会拥有正确的行为方式,社会和人生就会拥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中西方在认识"自然"和"天道"的时候,却产生了不同的方法,古希腊人的认识路径是以语言为桥梁,经历了从质料到形式、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古代始终不以语言为认识终极秩序的载体,从天命到天道,在认识万物终极规律的时候,始终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强调对"道"的自证自悟,而非知识化形态的表达。而这种分歧带来了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遵守法律”与“法律权威”——从两部戏剧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剧情相似的《铡包勉》和《安蒂纲》表现了中西法律文化在国法、人情关系问题上的不同。从法律的外在视角、内在视角、法律实施的结果、法律的分类以及社会规范的产生和归属等方面分析两部戏剧,在"遵守法律"与"法律的权威"这个问题上,中西法律文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在西方法观念中,"法律权威"虽然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但"遵守法律即是正义"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中国法观念中,"法律权威"虽获得"识别"或"承认",但"遵守法律"却未得到普遍的接受与认可。

“赔偿”与“赏恤”——从清末扬州教案的审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之不同

清末扬州教案的处理中,英方要求清政府对其传教士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然而中方视给予英方的经济补偿为"赏恤"。对经济补偿这一法律行为的理解不同,反映了中西法律文化之不同。"赏恤"是基于在上者对在下者的恩赐与怜悯,反映了专制体制下的官民关系;"赔偿"则是基于平等的法律关系而发生的,是行使法律义务的表现,反映了法治社会中当事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关系。

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法律价值观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通过一部影片我们可以透视其中的一些差异。电影《刮痧》从一个移民家庭关于儿童的问题展开,向我们展现的中西方在教育以及法律价值观上的诸多差异。西方法律中,个人的观念被强调的更多,更加注重个性的发展,而我国传统法律价值观念中,家本位以及集体本位的思想影响较重,而这些都会造成东西方交流和沟通上的一些问题,对于移民家庭来讲也是他们适应西方生活时所要克服的一个重要问题。法律价值观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同步性,那些与社会进步不能同步的法律价值观最终会被适应社会需求的价值观所替代。

自然地理环境视野下的中西法律传统——以地形、土壤与气候为中心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中西法律传统影响巨大。封闭地形造就了中华法系长期保守性、独特性以及宗法伦理和皇权政治的强大;开放地形则既促使西方法文化呈现断裂性、多变性与多元性特质,又促使西方民主法制传统的形成。肥沃土壤是中国传统民商事法律式微和刑事法律发达的成因;贫瘠土壤则反而促进了西方私法的发达。中国古代春秋决狱和务限法传统内生于大陆性季风气候;而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形成则与其温带海洋性气候有关。对自然地理环境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解读,既为认识中西法律传统之差异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又有利于建设合壁中西的现代中国法治。

近代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成功个案——吴经熊与霍姆斯的交往

吴经熊在第一次留学欧美期间,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结识当时的世界级法学泰斗——霍姆斯。他们之间的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对霍姆斯狂热崇拜(1921—1924),二、对霍姆斯重新审视(1924—1930),三、对霍姆斯敬仰有加(1930—1935)。两者之间的交往一时传为国际法学界的一段学术佳话,并成为近代中西法律思想文化交流中传奇式的成功个案。

近现代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哲学解读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文化交流与冲突进一步加剧。自近现代以来,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使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从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本质、根源和影响等方面进行哲学解读,以期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中西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的问题,在学术界和实践界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关于中西法律文化产生差异的根源,长期以来都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古人曰：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改革开放的中国,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必须要研究清楚被借鉴和被移植的法律文化的背景和作用,也要研究明白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再好的法律在中国也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枳”的现象。

试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本文结合张中秋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提出了几点个人的理解和商量性的意见。

谈人性善恶观对中西法律传统的影响

人性假定是研究法及法现象的人性基础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方法,而人性善恶观又是法的人性假定的主要内容。中西法律传统中法理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人的根本认识有差异,同时中西法律传统中对人性善恶的假定中又存在某些相似或共同之处,所以从人性善恶观对中西法律传统的影响出发,可以发现和认识中西法律传统的某些异同。

浅析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启示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中有益成分,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新时代下中西法律跨文化翻译研究思考

该文在对我国中西法律跨文化翻译研究回顾基础上,对中西法律跨文化翻译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基于新时代时期,提出应当在加强规划和新领域研究、加强文化自信和依法治国的对外宣传、立足于"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开展工作、立足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基础、尽快启动法律翻译大数据平台等方面开展中西法律跨文化翻译研究工作。

浅谈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

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于人类起源问题。由于中西法律定位不同,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西方法律追求的是在完善法律规范下的井然有序,中华法系则是旨在消除纠纷的"无讼"。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市民化"倾向,中华法系则存在着"伦理化"倾向。中西法律文化也存在某些暗合。

论中西法律的本质差异

近代以前的中华法与西方法有着许多不同,但就其本质差异而言,中华法与西方法律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主义法,而西方实行的是君与臣民之间互有权利与义务的共同遵守的"约法",即第一,中西方法律制定的出发点不同;第二,中西方法律的制定者不同;第三,中西方法的各自约束对象有差异。

中西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的比较——无讼与正义

中国和西方的法律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文化价值取向也是不同的。中国的法律文化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这是"无讼"的价值取向;西方法律文化倾向于追求正义与权利,这是"正义"的价值取向。

普世价值观引导下的中西法律文化融合

中西方在家庭伦理观念、人际交往方式、人权自由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法律没有能力创造文化中没有的东西,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联系。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产生法律的多元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吸取何种西方文明,确切的答案是:在冲突与融合之后,以普世文明的胸怀,重建中国的价值。

中西法律比较视野下的“情理”

作为中国法律史领域的关键概念,“情理”被视为中国传统司法审判过程的重要特征。然而,“情理”意义的含混性却持续存在。这种“含混性”并不是指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概念含义加以阐释,而是指研究者虽然潜在地在比较视野下进行研究,却没能自觉地将本土概念与其他理论概念进行分析意义上的比较。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回到“情理”问题最突出和研究最多的领域中,即中国法律史的领域中,对其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差异进行辨辩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