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学习—尊重——读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有感

本文以陶亚兵著述的《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为评述对象,主要考察了陶亚兵在书中所处理的两个核心对象:“明清时期中西两方史实”和“音乐的双向交流的态度变化”。在史实问题上,陶亚兵重视对一手资料的挖掘和二手资料的运用,通过对大量中外文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揭示了史实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双方态度问题上,主要选取对中西两方都颇有影响的音乐作品,并客观解读作品相互带来的影响以及态度转变的。

我的中西音乐交流观

中西音乐在本世纪的接触、交流,坎坎坷坷,历尽“艰辛”,走过了九十余年的历程。诚然,依照常理,任何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流,总是会对双方产生某种积极影响。一部中华文明史,实质上也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上没有一种只靠纯粹的“自我传统”而保存下来的文化。

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三维度——评宫宏宇《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

宫宏宇著《来华西人与中西音乐交流》是专题研究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力作,现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选题目录(2018)"中。本文基于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三重维度"(通、变、和)的学术构架,将此书的研究成果纳入"和"的学术范畴,针对宫著研究中的海外汉学、新见史料、细节叙事和互文性特色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学术评介。

廖辅叔对中国音乐史和中西音乐交流史研究的贡献

廖辅叔在音乐学、词学和翻译学三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其中音乐学领域的成就又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西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和外国音乐论著翻译等方面。从大量的综合文献中寻找并梳理脉络是廖先生学术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而明清时期的大量文献是其主要的着眼点。廖先生论述独到的学术文论,展现了一片新的史学视野,拓开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域。

近代赞美诗(圣诗)音乐在福建的发展——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区域性研究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传教中的音乐活动,是西方音乐传入福建的主要渠道,福建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方言赞美诗集,特别是《闽南圣诗》在福建流传了150年,成为信徒普遍喜爱的圣诗。借助宗教歌咏,西洋音乐逐渐融入了福建社会,从而对近代福建音乐文化结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隋唐时期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高度发展,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政治相对稳定,各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加深,统治阶级在音乐上采取开放性的政策,促使了国内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同时,丝绸之路为中国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开启了方便之门,隋唐时期的中国更是成为亚洲地区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许多国家派人到中国学习音乐,中国人民对外来的音乐和音乐家表示尊重和欢迎,他们虚心接受外来音乐,汲取精华、弃其糟粕,用以丰富自己,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本文试图从燕乐大曲、乐舞和乐器三个方面来简单论述中西音乐的文化交流。

《中西音乐交流史稿》

陶亚兵著１９９４／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８５０×１１６８ｍｍ，ｉｘ，２９０页，前言，廖辅叔序，附图，大事记，参考书目，论文目录索引，后记／１２．００元／ＩＳＢＮ７—５０００—５３７４—６值此二十一世纪将临之时，“地球村”的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由...

成就与反思——论中西交流中的中国近现代钢琴音乐艺术

在中西音乐交流中,钢琴音乐艺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钢琴音乐艺术在中国近代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有值得反思之处。中国在钢琴教学、演奏方面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钢琴创作的脚步仍嫌缓慢,时代呼唤着更多中国风格的、有国际影响的中国钢琴曲出现。

近代上海粤乐传播与新型民族音乐发展——以精武体育会粤乐部为中心的考察

奉行“精武主义”的上海精武体育会不仅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武术社团组织,还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促进机构。该会开设了众多文化与音乐类课程,其中办学规模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粤乐的教学与表演。该会专设的粤乐部,有全职和兼职的粤乐教员及行政工作人员,有固定的粤乐教室与设置于总部及分部的教学点,更有络绎不绝的会内外学习者。在教学基础上,粤乐部又组建乐队,开展粤曲奏唱、粤剧排演、用粤调配乐伴奏“国操”舞蹈等演出,以及开发有西洋乐器加入的粤曲合奏与伴奏形式,还为其演出编印中西乐谱集。该会粤乐由此成为精武会组织发展与外联之名片、上海粤乐之翘楚,更因注入时代因子、都市特质及中西贯通人才的作用,而成为近代上海城市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近代中国多元音乐形态中一支推动新型民族音乐发展的显要力量。

中外音乐交流的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至2016

中国是一个悠久历史的国家,音乐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着变化。据记载,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是河南出土的骨笛,距今有7000多年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音乐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冲击。多年来,中国音乐一直在寻求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平衡发展,但中国传统音乐的现状并不乐观。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外音乐交流频繁,中国传统音乐受到了部分西方国家人民的喜爱,使得很多国家都能见到中国传统音乐或乐器的身影。与此同时,在外国音乐家们的访问和指导下,西方音乐在中国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此外,音乐也是促进国家关系和友谊的外交工具。本文就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将浅析其意义和作用,并呼吁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更多去关注和保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第三帝国”流亡上海的难民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流亡在上海”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各学科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了“文化震惊”(Kulturschock)和陌生感,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着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特别友好的关系。该文从第一种观点入手,解析了流亡上海的难民对日常生活中中国音乐的轻视态度、流亡音乐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的重视与尊敬,及流亡作曲家对中国现代音乐的贡献,从而准确而详实地展现“第三帝国”时期难民音乐家在上海期间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清代音乐理论管窥

清代学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曾蔚为大观 ,其中音乐理论部分却一向不为人重视。

论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丰子恺的音乐著述为例

20世纪20-30年代,丰子恺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介绍西方音乐家及西洋音乐作品的文章和著作,开启了国人了解与接受西方音乐的先河,对我国社会“西乐东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客观公正地审视丰子恺的西洋音乐理论贡献,没有必要非得将其上升到划时代原创成果的高度上去,从西乐东渐和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丰子恺先生对我国社会西方音乐知识与西洋音乐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教士与中国音乐:以苏维廉为例

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绝非一个观念上统一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变化的群体,对待来华的传教士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具体分析。以苏维廉为例,他在五声音阶、旋律、工尺谱等方面都有不同于其他一些传教士的看法。此例说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有些传教士不仅是西学的传播者,也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吸收者。

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所藏十九世纪中国音乐教材述略

基督教赞美诗无论在西乐东传的过程中,或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开创及发展上都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图书馆现存的赞美诗集(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有谱赞美诗)却极其有限。本文就目前牛津大学饱蠹楼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有谱赞美诗集做一简述,除希望引起国内学界对此珍贵资源的注意外,凸显一些有乐理介绍及有曲谱赞美诗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之价值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中国戏曲音乐发展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从“双重乐感”谈起

中国戏曲音乐的现代发展过程中经历着由民间性向专业性的逐步转换,其中必须把握的核心问题便是民族性与现代性。从实践角度看,应该特别关注个性化追求、音乐功能的发挥、作曲技术的借鉴这三方面存在的问题。

《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的成书和出版

近几年来,每年夏天回国,我总要到上海音乐学院住一阵子,因为我有个特别任务,就是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位编辑讨论我父亲赵元任的音乐作品全集出版的种种问题。四年了,今年6月17日,出版社的萧黄同志抱着几本刚出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到上海音乐学院的专家楼来看我,并且说这是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成立后出的第一本书。朋友们,尤其是父亲那一辈的朋友们(在世的也没有几位了)看到这本又厚又大又漂亮的书,都会十分高兴的。说起来,编这本全集的历史也有些年代了。记得我每年过年、过暑假到伯克莱去看父母亲时,总在父亲的书房里翻来翻去找东西,想把他所有音乐方面的材料都积在一块儿。父亲也知道我搞这些东西的目的,就随我去乱翻。有时他看看也说:“这个调儿我自己并不太满意,算了吧,别收得里头了。”有时他还开玩笑的说:“这是我写的吗?”

鼓浪屿音乐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语境中,对鼓浪屿音乐文化进行多角度历史追寻和田野考察,揭示鼓浪屿音乐文化风貌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鼓浪屿音乐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道教、佛教以及民间信仰等。鼓浪屿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传播至东亚、东南亚,甚至到了英国等西方国家。西方音乐文化在19世纪落户鼓浪屿,西方基督教音乐逐渐中国化,中西音乐文化在鼓浪屿融合共生。鼓浪屿诞生了众多知名音乐家,鼓浪屿文化现象向世人说明,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意义,而共享共生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才是人类不同种族和社会友好相处的基础。

中国“新音乐”形成探微

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时期,以新型歌曲集和理论著作的形式存在。从中西音乐交流历程来看,“新音乐”经历了发轫期、转折期,于20世纪初正式确立。在这期间,中国“新音乐”歌曲作品由原来的依曲填词逐渐向中国化新型音乐迈进,“新音乐”理论体系也从最初的以介绍西洋乐理知识为主逐渐向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专业音乐理论体系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