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肇佛学的有无论与动静观

要真正理解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必须将僧肇佛学纳入到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考察,研究其面对和回答的时代主题,及其吸收融合的不同思想文化资源。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主要包含两方面内涵:其一,从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说立场出发,提出"非有非无"、"非动非静"观念,否定魏晋玄学有无论、动静观关于现象世界和本体存在的实体性理解,从现象世界存在本性的角度论述了性空观("不真")和性住观("不迁");其二,承续魏晋玄学的体用论主题,在"即体即用"的体用论基础上,阐发了有无一观("即万物之自虚")、"即动而求静"的观念。僧肇在正确理解和坚持般若中观学说的前提下,承续了魏晋玄学的理论主题和体用一如的理论意向,从思想理论的许多方面对般若中观学说与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了融通,在推进魏晋玄学向前发展的同时,对佛教中国化的方式及趋势起到了导向作用。

“离四句绝百非”与成玄英“重玄学”

佛教中有“四句百非”学说,也有“离四句绝百非”学说,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之境界。学界普遍以佛教“中观学说”为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之释读格式,太过笼统。实际上成《疏》释读庄子,有两个层次:在较低层次,其格式确为狭义的“中观学说”或“四句百非”学说;然在较高层次,其格式却是“离四句绝百非”学说。狭义的“中观”或“四句百非”对应“玄”,“离四句绝百非”对应“重玄”。成玄英“重玄学”之核心,是以“离四句绝百非”为格式“化庄”与“化道”,是中华哲学批评史上“佛禅兴盛期”之早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