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

对于春秋威仪观的解读,学界一般将威仪等同于礼,实际上礼仪是仪式化的礼的规范,而威仪则是经由礼仪实践而呈现的身体气象,具有身心一体的特征,二者具有微妙却重要的差异,此一差异指向了身体在礼乐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与儒家早期性命思想密切相关。在春秋时期,身心一体的威仪被看做是定命的方式,具有超越意义;同时又潜在地包含着孟子心性中"大体"、"小体"两个面向,对于后来的人性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基于身体的威仪观所体现的超越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外在超越,也不同于后来基于心性论的内在超越,而是一种身心兼融的中道超越,体现了早期儒家超越方式的特殊性。

论孔子的中道超越

儒家超越精神是华夏轴心突破的主要思想成果,关于其内涵与特征,港台新儒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但儒家的超越既非港台新儒家所说的内在超越,也非基督教式的外在超越,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道超越。中道超越的上下、内外、左右三重向度分别指向天人之际、身心之际和人人之际,在工夫实践中融合为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达成即凡而圣的修养目标,成为各大轴心文明中独具特色的超越形态,对培育士大夫人格与信仰具有关键作用。

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视野中,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被除魅化的过程,其结果是遗失了孔子思想的真意,为了客观把握孔子天命观的本来意蕴,依据《论语》中天的功能和孔子本人对于天命的情感态度,可将孔子的天定位为宇宙的主宰者。为进一步判定孔子天命观的超越形态,对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进行辨析,孔子的超越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心学化的内在超越存在差异,孔子的超越形态是中道的超越。这一超越观在战国中期以后被逐渐遗失,但它的重新发掘对于我们客观把握孔子之超越精神以及重建当代国人的终极关怀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