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畴格义看“中道”研究的哲学根基与未来路向——《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洞见与误区举隅

以“中道”标示中华文明在历史内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特质,是当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极富前景与深度的路径。然而在理解与刻画这一特质时,学者们仍可能落入“中合西分”“中优西劣”一类窠臼,背后原因是我们将西方范畴框架(如“思辨—现实”“超越性—内在性”“绝对者—有限者”)与西方学派(如释义学)不加反思地套用于中西比较,殊不知范畴框架必然蕴含的逻辑本就是使一种文明得以挺立的隐秘生命。这表明我们一方面未能把握西方形式感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未能发展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明下生存体验的论说方式。仅仅将传统名相化为哲学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阐明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范畴)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新著对于西学一般主题的突破继续走向对西方范畴框架的突破,足够深刻地勘定中西方在范畴逻辑与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同时聚焦于困扰全球文明的共同问题。

中道与崇实:《迩训》一书的理论旨趣

方学渐是桐城方氏学派的奠基者,其著作多用于阐述理学思想,其所作之《迩训》一书却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方学渐在《迩训》一书中主要立足于儒家的人伦教化,采录家乡人物的言行事迹加以抑扬褒贬,以期改善当地的社会风气。方学渐以“中”为价值尺度,对与行孝、为政、名实等问题有关的行为和观念加以衡量,希望通过纠偏补弊达到匡正时风的效果。方学渐以“实”为价值取向贯通知行,推崇纯粹的实心实行以便达到学以致用,并把这种“实”与心性层面的“虚”相贯通,使得他的“实学”更有深度、内涵更丰富。

“中国”作为“中道之国”——基于儒家仁性论的视角

从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突破视域来看,“中国”的内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转化。三代以上的中国是“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结合,它是宇宙论王制秩序中统治者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运动,则将“中国”的内涵从帝王的政治主体中解放出来,面向天下的每一个人,它意味着生存论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开、运作的“中道之国”。

中道立国——“中国”的思想内涵与近代转型

“中国”概念主要有地理、民族、文化、国体等含义,其中文化含义最为突出和普遍,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一个文化或者文明共同体。黄帝时代“中国”观念萌芽,是最早中国。尧舜明确以“中道”立国,之后王者寻求“土中”建国立都。周人确定在伊洛地区营建成周,以为天地之中,将政治行为神圣化、宗教化。“华夏”为“中国”别名,指礼仪宏大,服饰华美,具有地理、民族含义,更具有文化、文明含义。中国之称为“中国”,主要包括诗书礼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体内涵。作为文化中国,其核心价值观就是中道。中道是中国文明一脉相承、绵延至今的内在精神因素之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和矫正传统中国观,对“中国”概念加以现代转化和重构。今天,“中国”概念的当代重构需要传承“中道”传统。“中道”是“中国”思想内涵的核心,也是“中国”概念当代重构的要义。

公明党的“中道”政治与保守辅弼

日本公明党是脱胎于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政党,经过近60年的发展,在日本政坛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往往起到了左右政局的关键少数作用。公明党自建党以来坚持以“中道”政治自居,其政治主张对日本政治中的自公联合执政起到了重要的辅弼作用。探讨理解公明党的“中道”政治可以从其与创价学会的历史渊源着手,进而对选民群体的社会属性进行细致的剖析,再对公明党的政治理念与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实践等3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公明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中道”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中间路线或宗教的调和路线,而是根据现代政党运营中寻求政治稳定性的一种诉求,与执政的自民党政治方向或理念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因此公明党在政治实践又以中派偏右居多,对自民党的保守政治起到了重要的辅弼作用。

中庸与中道的比较分析

“中庸”和“中道”共同作为公元前的社会变革时代下不同地域所生成的经典思想,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成为了中西两种文明的伦理基础。对这二者进行考察,有助于加强对中西方哲学思想底层逻辑的理解,在对世界文明的伦理学进程的学习与思考上具有贯通意义和必要性。二者既有大体相似之处,也有诸多差异。本文将从概念、功用、目的、考察方式、出发角度等多个方面对二者思想进行异同比较,考察两种文明思想渊源的重要内核思想,以期对经典文本产生更多层次的哲学学习和思考。

袁中道山水散文中的生态美学

袁中道是“性灵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山水散文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意识,他将个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山水中呈现生命的灵性,最终达到人化自然的审美目的。对袁中道作品的解读,有利于了解中国美学中的生态观念,也可为建构人类现代理想生活提供思想借鉴。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德性与中道的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德性和中道两个概念贯穿了其整个思想体系,对于这两者重要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就成为了探究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的必然。对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德性与中道的关系的分析将在明确德性和中道定义的前提下,围绕着两者之间的获得途径、界定关系和目标追求来展开讨论。

开创五台山学,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深入开展——怀念崔正森先生

崔正森先生于2023年4月26日去世。他是当代五台山研究的开创者、五台山学的创始人,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深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又敬服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身世特征中践行着中道、和合、智慧。他一生的成绩和努力,是激励我们把五台山研究推向深入的动力。现仅从笔者所知的侧面述及崔老师的一些往事,以寄哀思。

儒家“中和”思想及其现代转型

“中和”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发展,它衍生出中和之法、伦理中和、社会中和、心性中和等层面的内涵,对个体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道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及引导作用。“中和”思想的理想性、主观性、模糊性等制约了它在现代社会的应用,需要结合新时代个体发展和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刻画它的时代印记,使之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

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说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体现了与其形而上学、心理学、生物学的一致性。认真审视中道说,则可知其不仅包含中道观、中道方法,更内蕴着深刻的中道精神,即至善是理性和欲望的契合;意味着德性论和规范论的统一;意味着众人之治好于个人之治。

中道与法则: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德性思想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性思想均受到传统理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康德则把德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其中并不排除情感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即对中间性的命中;康德则认为,德性须敬重法则,即出于法则并合乎法则。从中道到法则的过程表现出两者在德性观上的差异:两种德性标准分别为相对与绝对,即中道的相对性与法则的绝对性;两种德性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复数与单数,即亚里士多德的复数德性与康德基于复数德性基础上的唯一法则形式。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省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本文以2006~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10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构建耦合评价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10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关系问题。结果表明:丝路中道10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协调性不断加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空间集聚性,整体呈"东强、中柔、西弱"的分布态势,地区分异化明显。建议推进均衡化发展,优化物流业自东向西辐射机制、大力增强中西部省区物流基础功能和产业带动能力,着力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物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水平。

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

对于春秋威仪观的解读,学界一般将威仪等同于礼,实际上礼仪是仪式化的礼的规范,而威仪则是经由礼仪实践而呈现的身体气象,具有身心一体的特征,二者具有微妙却重要的差异,此一差异指向了身体在礼乐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与儒家早期性命思想密切相关。在春秋时期,身心一体的威仪被看做是定命的方式,具有超越意义;同时又潜在地包含着孟子心性中"大体"、"小体"两个面向,对于后来的人性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基于身体的威仪观所体现的超越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外在超越,也不同于后来基于心性论的内在超越,而是一种身心兼融的中道超越,体现了早期儒家超越方式的特殊性。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中道认识论:救治认知科学中的“笛卡尔式焦虑”

心智现象作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其特殊性决定了传统的理智主义与经验主义均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认识论指导。这是因为两者都陷入了"笛卡尔式焦虑"。认知科学家Varela与Thompson等继承了现象学的立场,基于颜色知觉、意向弧、动允性等研究证据提出并论证了中道认识论:即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认识活动是"缘起性空"的,而并非对预先给予的"外在世界"的恢复或"内在世界"的表征与投射。该立场在神经现象学方案中得到贯彻,并在救治认知科学中的"笛卡尔式焦虑"上取得初步成效。

寻求“中道”——儒家之法的精神及其普世价值

中国古代法是儒家之法。仁学“中道”思想是儒家学说之“道统”,亦是儒家之法的“法统”。仁学“中道”的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中正”、“中和”、“时中与权”三个方面,原始儒家在论析与处理德与刑、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人与法、讼与无讼等问题上都很好地运用了“中道”的思想与方法。在当今“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儒家仁学“中道”思想仍有其普世价值,必将随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走向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国际法则中显示其积极的价值和作用。

尚中、中道、中庸：自古就有的普遍观念

尚中观念、中道观念和中庸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求索生存与发展之道的普遍观念,然而,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人生活实践中一直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庸思想,却从未以"中庸"范畴出现在中国哲学史或学术史上。尚中观念起源于农耕社会实践与弓矢文化、古代祭祀与象形文字,并在《易经》、周礼与《道德经》中进一步发展为中道观念。孔子继承并改造了前人的中道观念,将其提升和概括为中庸思想,并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形而上"(中正之"道")与"形而下"(器、物、常用、民用、庸言、庸行)相统一的基础上,去认识事物的真实面貌与深刻本质,从而才能正确把握自我与物我,自立于天人之际。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与先秦儒家中庸观的异同

从比较哲学角度对中西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中道观与儒家中庸观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 ,两者有五方面的共同点 :(1 )都视中道或中庸为最高的德行 ;(2 )都把中庸视为主体正确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统一体 ;(3)都体现了主体情感行为上的辩证特性 ;(4)都充满着重智精神 ;(5)都具有相类的出发点和目的性。两者还有六方面的区别 :(1 )纯粹的道德伦理观与哲学世界观的不同 ;(2 )实践生成论与天赋人性论的区别 ;(3)法律论与道德论的区别 ;(4)中间阶级性与全民性的区别 ;(5)自愿性与自觉性的区别 ;(6)结构“中间”论与过程“时中”论的区别。两者的同异性主要源于人类实践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以及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

徐渭文艺观的另一面相:中道

徐渭以其倡求抒写真我、本色而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尊强化了二人同道的印象。但徐渭的文艺观及学术思想尚有孜求中道的一面,"真我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本质的区别,徐渭所论之"我"不是一己之"我",而是"周天地所"的"大我"。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论文时扬情抑理不同,徐渭论文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徐渭为文有"法严"的一面而有别于"不拘格套"的公安派。《论中》七篇是徐渭孜求中道的文艺观的学理基础,对"师类""自然"与"警惕"的态度体现了其为学孜求中道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