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苗语中部方言保护路径的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现代科技与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使得我国各民族语言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立足新时代背景,通过团队对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白塘村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当地目前有关苗语中部方言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对建议实施的初步成效进行了总结反馈。

山西中部方言“兄”和“姊”同音冲突研究

同音冲突是语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是语言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文章通过山西中部地区79个方言点的语料,对亲属称谓词"兄"和"姊"的类型和地理分布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兄"和"姊"的称谓在部分调查点同音,称"大大",造成了称谓上的混乱。研究证明,"大大"是后来产生的,当来源于"大哥"或"大姐"。文章进一步以此为基础,对汉语方言回避同音冲突的几种方法做了总结。

族群艺术学语境下关于苗族文化的思考——麻江型铜鼓在苗族中部方言区的文化归属

"麻江型铜鼓"因出土于黔东南麻江县谷垌镇而得名。由于黔东南是苗族的集聚区,许多支系数百年来都有跳铜鼓的习俗,因而无论是"他人"还是苗族族群本身都逐渐认为"铜鼓"文化是中部方言区苗族的主体文化之一。本文从"麻江型铜鼓"出土实物地的原住民考证出发,加上历史文献的辅证,得出"麻江型铜鼓"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布依族遗物;又从中部方言区苗族的迁徙时间和地点入手,考证了"麻江型铜鼓"的实物不是苗族的遗物;再从中部方言区苗族"鼓"文化描述和习俗归纳的文化内核分析,求证了"铜鼓"文化在苗族中部方言区的文化归属就只是"娱乐"这一本质。

苗语“量词”跨方言比较研究视点之一——中部方言量词语义特征考察

文章从语义视角切入,考察中部苗语量词在义项建构、语义指称等方面的表现。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从词义入手,中部苗语量词可分为"单义""多义"、"杂义"三种类型,三种类型义项建构各具特色,"杂义"特征尤为明显。其二,中部苗语量词语义指称存在独特表现,既可多种词形指称一个对象,也可一种词形指称多个对象,而且能表现指称对象的形与意。

苗族传统营造技艺中的侧样设计研究——以苗语东、中部方言区为例

苗族传统民居的构架形式主要为基于某些穿斗基本型的扩展类型,而其侧样设计可以说凝练了作为"能主之人"的工匠群体的核心智慧,其工匠术语、构件名称、常用尺寸数据、找水方式、工艺流程等既具有在地适用性,又是区域匠艺的集中代表。因此立足实地调查和工匠访谈,聚焦苗族传统木构民居侧样设计的关键技术,选样探讨苗族匠人的在地营造智慧,探究其基于生活状况及环境差异的适应性。

山西中部方言麻韵三等字元音的曲折变化

文章对山西中部11个县市91个方言点中古麻韵三等字的读音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其元音进行了分析归类。文章考察发现,山西中部91个方言点中古麻韵三等字的元音呈现出三个形态:灵石高地以北的晋语点读高元音,其中有的方言点还进一步高化为裂化元音;灵石高地的方言点读低元音,即保留中古的读音;灵石高地以南中原官话汾河片的方言点读中元音。换言之,山西中部方言中古麻韵三等字的元音呈现出一个灵石高地南北两侧元音高化、灵石高地读低元音的曲折状态。此外,文章还通过对山西中部方言不同声母中古麻韵三等字读音情况的分析发现,虽然声母不同元音的演变不完全同步,但它们从南到北均形成了一条自主演变的语音链。

彝语倮倮话的体范畴

倮倮话属彝语中部方言,根据所表达的语法差异及其相关的个性特征,倮倮话的体范畴划分为持续体、进行体、完成体、开始体、将形体、经历体六类,体范畴的语法形式由动词搭配对应的体助词构成,动词在前,体助词在后。持续体,用动词V+体助词l■^55表示;进行体,用动词V+体助词■^55l■^55表示;完成体,用动词V+体助词wa^33表示;开始体,用动词V+体助词■^55wa■^33或动词V+体助词■^55l■^55wa^33表示;将形体,用动词V+体助词pa^33或V+体助词pia^35或V+体助词pa^33pia^35三种形式表示;经历体,用动词V+体助词ko^21表示。

对罗杰瑞教授汉语方言分区标准的几点补充

罗杰瑞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两次一共提出了15条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包括音韵、词汇和语法三方面,并据此将汉语方言分为三大区:北方方言(官话)、中部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和南方方言(闽语、粤语、客家)。文章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调查实践,对罗杰瑞教授提出的汉语方言分区标准做出几点补充,旨在支持罗杰瑞教授的分区方案,并进一步深化对汉语方言的宏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