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通商条约》的议定、缔结及影响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中朝间传统的封贡关系自此终结。为宣示独立自主地位,朝鲜积极谋求与清政府建立对等的国际外交关系。清政府最初只愿缔结商约,后迫于俄国、日本、英国的压力,最终同意派使订约。徐寿朋作为清政府的全权议约代表与朝鲜外部大臣朴齐纯酌议通商条约,围绕汉城撤栈、治外法权等问题展开谈判。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七日,两国代表在《中韩通商条约》文本上签名盖印。《中韩通商条约》确立了两国间对等的邦交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试论近代中韩关系的建立(1895—1899)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中韩朝贡关系的结束。随后,中韩关系进入了韩国欲求独立自主,中国欲维持传统朝贡关系的矛盾局面,直到1899年《中韩通商条约》的签订和中韩公使级外交关系的确立,中韩近代关系才得以建立。这个过程是中韩关系由朝贡关系向近代条约关系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

被动中的抉择——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原因探析

1900年中韩重建邦交是合力促成的结果,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中韩两国各自需求的内在驱动。但就整体而论,韩国是中韩建交节奏的真正操控者,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中韩建交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宣告了东方外交体制的寿终正寝,标志着国际公法在与宗藩体制的博弈中取得了完胜。

清末大韩帝国驻清公使馆考论

1899年中韩签订了《中韩通商条约》,结束了甲午战争以来的非正式关系,进入了以近代条约为基础的对等关系。其条约的第二条规定双方互派领事,由此1902年大韩帝国在"皇都"设立驻清公使馆,意味着两国对等关系的开始。而大韩帝国在财政困难以及日俄的压力下,驻清公使馆的工作开展困难重重,最终到1905年11月,韩日签订《第二次韩日协约》不久,驻清公使馆被全部撤收。这也表现出帝国之间弱国的困惑,原本欲以与清朝对等关系提高本国自尊,却得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

1899年清政府与大韩帝国之间达成的《中韩通商条约》,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的新模式。作为中方全权订约代表及首任驻韩公使,徐寿朋以国际法及中韩两国现实需要为依据,推动《中韩通商条约》的达成,在处理中韩民事与边务纠纷时擅长运用条约文本阐述和保护本国利益,并维护中韩关系大局。徐寿朋的对韩外交行为,恪守国际法所主张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基本理念,较好落实了追求国家利益的近代外交目的。无论就《中韩通商条约》所显示的中韩关系变化,还是就徐寿朋担任驻韩公使时的外交行为特征而言,皆表明清政府与大韩帝国之间于1899年末基本实现从传统宗藩关系向近代邦交关系的转型。

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

甲午战争期间,朝鲜在日本的压力下,正式切断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甲午战后,清帝国一直没有遣使缔约,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回避"是否承认朝鲜独立"的问题。韩国虽切断宗藩关系,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突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于是试图联络中国,请求遣使缔约,藉以破除日俄合作谋韩之局。韩国虽反复交涉,但总理衙门只承认朝鲜自主,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与缔约。后来,光绪皇帝欲改革外交体制,遂无视总署的意见,主动承认韩国的平等地位。然而,从《中韩通商条约》的议约过程可见,中韩两国都反复强调其特殊关系,不惜牺牲商业利益也要确保政治上的合作,可知中韩两国虽切断了宗藩关系,却仍保有"名分秩序观"的文化体认,这成为甲午战后中朝关系的基调。

清韩中江贸易述略

清韩中江贸易始于清太宗天聪二年、朝鲜仁祖六年。它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时间段，即中江开市阶段、中江互市阶段与栅门后市阶段。中江开市始于“江都和约”签订后皇太极的逼勒，其基本范型是在时间、地点、人员、交易品种与数量固定的条件下进行贸易；中江互市则出于朝鲜国王李的恳请和清高宗弘历在政策上的松动，这期间的贸易具有了某些自主与自由的性质；栅门后市，其媒体为朝鲜贡使等的频频介入。中江贸易变易迟滞，走过的是一条艰辛的途程，这主要源于清韩地缘经济的制约和藩属关系的藩篱。光绪末季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显现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新格局，只因它过于晚产，以致无法摆脱他们共同面临的困厄的政治命运的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