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串通投标犯罪数据化侦查实践路径

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的日益普及给串通投标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如何不断提升串通投标犯罪的数据化侦查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部门广泛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串通投标犯罪产生的原因、手段及危害,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如何综合利用各种数据导侦工具、采用企业基因测序、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和技术研判风险企业、分析违法资金流向等问题,深入挖掘显性和隐性犯罪网络,锁定重点人物,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实现对串通投标犯罪的全链条式打击。

公安机关侦办串通投标犯罪案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了招投标制度,这种交易方式对合理、高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利用相关规范不完善、法律相对滞后等制度漏洞,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方式发生了变化,串通投标犯罪手段随之变得更加隐蔽,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趋向多元化,给公安机关线索获取、案件定性、调查取证、数据分析等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对此,应及时变革侦查思维及模式,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多元化获取案件线索,利用数据化实战手段突破壁垒,形成多警种、多部门融合侦查的全新办案模式,为全面打击串通投标犯罪赋能增效。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串通投标犯罪的总体形势、治理效能与对策建议——以“职业化陪标企业”为研究视角

招投标领域是否“无标不串”,当前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予以证明。为此,依托安徽省工程领域招投标数据,以“职业化陪标企业”为研究起点,基于“职业化陪标企业参与项目围标风险概率大”的假设,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开展串通投标犯罪的生态研判,科学测算串通投标犯罪的真实体量,并从犯罪发现效能、案件追诉效能和刑罚威慑效能三个方面,对串通投标犯罪治理效能进行分析评估,以期为完善立法、提升犯罪治理效能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串通投标犯罪实证分析及防控路径研究

近年来,我国招标投标行业发展迅速,但串通投标行为却成为行业内潜规则,不仅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更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秩序及营商环境的良性发展。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决案例的统计分析可知,串通投标犯罪呈现数量上升且地域发展不平衡的态势。选取我国10个省、4个直辖市的部分判决书为样本,对串通投标犯罪手段进行聚类研究,发现串通投标犯罪具有串通模式隐蔽化、串通手段专业化、串通主体职业化、串通行为复杂化等特点,其原因在于巨额经济利益的驱动、制度漏洞与监管方式单一、行刑法条衔接存在断层、打击犯罪能力不均衡等。从社会协同治理角度看,应通过推动法律治理进程、推进数据化侦查新模式、前置行政监管部门职能、打通数据共享壁垒、社会群体共防共治等防控路径,对串通投标犯罪进行精准打击和有效防控。

论串通投标案件中嫌疑人的认定与侦查对策

招标、投标作为一项新的经济制度引入我国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此类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嫌疑人的认定是一个难点。公安机关应认真调查投标价格、标底、标价制定的过程,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侦查对策,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