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文化空间的诗意建构——以〈咸淳临安志〉引诗、辑诗为例

方志发展至南宋更注重人文书写,《咸淳临安志》作为南宋方志的佳品,其丰富的诗歌辑录为该志的地理文化空间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起包含地方人物与人物交游、文学景观、地方文事、民风市情等多方面的地理文化空间内容。通过地理叙述文学化、分类递进兼宏微结合、博观精取题咏的构建方式,该志为宋代方志的地理文化空间建构作出了典范,由此而实现了地域空间与文化空间的进一步融合,促进了地域人文精神的显现及乡邦文化认同感的增强。

吴骞与《临安志》研究

吴骞是清代著名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曾建造拜经楼以藏书。《临安志》为吴骞藏书的精华,其也曾以此为荣。通过对《临安志》的收藏,吴骞与黄丕烈、陈鱣等人频繁往来,互相借鉴、诗文唱和,从而构成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吴骞去世后,其所藏《临安志》开始流散并被递藏:其中,(淳祐)《临安志》被陆心源递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咸淳)《临安志》被丁氏递藏,现藏南京图书馆;(乾道)《临安志》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的三重意义

《〈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通过对漫漶不堪的宋版'京城四图'作高分辨率电脑分析,并考以文献,共纠正'京城四图'宋明清三种版本中的错讹缺失509条,复原或更正426条地名,暂时无法辨识和复原的存疑地名仅为9条,总体复原成功率达到了97.97%,也即四图中99.43%的地名现已可以清晰浏览。这一成果基本还原了'京城四图'的'原真性',摆脱了今人对于错讹之图的依赖;修复了'京城四图'的'完整性',让更多研究方法有用武之地;再现了'京城四图'的'代表性',拓展了探究临安城文化的新空间。

兰州大学馆藏清抄本《咸淳临安志》考

《咸淳临安志》是南宋时期所纂修的临安地方志,在"临安三志"中资料最为详备,体例也最为严整。该志宋咸淳刻本后世流传不广,清代出现了诸多抄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书目文献对兰州大学图书馆所藏清抄本著录为乾隆卢文弨抄本,不过这是一个错误著录。本文在介绍《咸淳志》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兰大本的底本渊源,并对其抄主和版本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该抄本系嘉庆间他人所抄,并非乾隆卢文弨抄本,兰大本、张德荣抄本和卢文弨抄本具有递相传抄的关系,卢氏原抄已流入日本。

丁丙藏宋本《咸淳临安志》考略

杭州书志中,以《临安三志》最古,《乾道志》、《淳祐志》宋刻已佚,唯《咸淳志》宋刻犹在,极其珍贵,其间遮经名家递藏。丁丙藏本今存南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丁本时有误。抄本七十五卷中,有四十三卷为鲍廷博知不足斋补抄,余则为清初季振宜静思堂所抄。

咸淳《临安志》中《夷坚志》佚文辑校

南宋洪迈《夷坚志》自元明以来已散佚过半,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从各种典籍中钩沉辑佚300余则。笔者在道光庚寅(1830)刊本咸淳《临安志》中发现了31则《夷坚志》文字,其中有7则文字未被中华书局版何卓点校本《夷坚志》收录,当属洪迈原著佚文。

南宋《〔咸淳〕临安志》述略

南宋先后修撰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是现存最早的杭州地方志。其中《咸淳临安志》卷数最多,保存也较完整。《咸淳临安志》因成书于咸淳年间(1265—1273)而得名,为当时临安知府潜说友所主持纂修。全书一百卷,今存九十五卷。此志在南宋临安三志中,无论体例或内容都有较大进步。

吴越国杭州佛寺考——以《咸淳临安志》为中心

关于五代吴越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较多,多是从佛教发展以及佛教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对佛寺分布及数量研究极少,只是提到吴越国境内有多少多少佛寺[1].这些研究通常引用的有关吴越国佛寺数量的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五代诗话》卷一引《曝书亭集》载:“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按《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诸县之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2]今本《成淳临安志》未见此段文字,《曝书亭集》卷四六《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倒是有这一段话,此书为清人朱彝尊所撰,出现较晚,引文误植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二是《吴越备史》卷四,说忠懿王钱傲“建造寺院凡三百所”.

《梦粱录》与咸淳《临安志》

《梦粱录》与咸淳《临安志》前后成书相差数十年,且前者为私撰,后者乃官修,但两书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甚少为人关注。《梦粱录》全书169个条目中,有80条抄录咸淳《临安志》,在这些抄录当中,也有不少疏漏。因此,有必要对此二书进行比较研究,订正史实,以揭示它们的内容与价值。

《咸淳临安志》“府治总图”建筑平面布局复原研究

南宋《咸淳临安志》'府治总图'较详尽地描绘了南宋临安府治等官署机构的空间布局。通过对'府治总图'的解读,结合相关地方志记载、南宋职官制度,以及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对临安府治建筑群的基址、主要机构设置及其建筑功能、空间序列、平面布局等做了初步探讨。

《淳祐临安志》的卷数和纂修人

杭州,历史上曾是南宋国都所在地,称临安府。从现存文献看,南宋时期曾先后三次纂修临安府志,后人为了区分这三部方志,分别在书名前冠以修志年号,称为《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这三部方志内容丰富,编纂有体。

浙江“文物之邦”的形成及其标志

浙江乃“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这是清代初叶,人们对浙江的赞誉.文物之邦也就是文化之邦,文化发达的地方,实际也是对浙江历史发展的总概括,对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总评价.因为当时的浙江,确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一种典型地区.当时的浙江是现代浙江的昨天.弄清“文物之邦”因何而云然,对研究中国的昨天与关注浙江明天的人,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段落缺失的启示:朱长文及北宋地方志的编纂

《吴郡图经续记》这部由朱长文(1039—1098年)1084年编纂的苏州地方志,是现存最珍贵和最具价值的北宋地方志之一。在总结他们的工作时,《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是这样描述这部稀见珍品的:《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宋朱长文撰。……·州郡志书,五代以前无闻。北宋以来,未有古于《长安志》及是记者矣。朱彝尊跋《咸淳临安志》,历数南北宋地志,不及是记。知彝尊未见其书,为希觏之本也。~①通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出,该志在宋代之后并没有广泛传播,即使是到了十八世纪末依然是一部稀见的书籍。

南宋临安水运业繁荣原因探析

南宋临安水运业繁荣原因探析方如金，陈建华南宋的临安（杭州），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它的繁荣，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向心力所致，另一方面与其自身各方面的大发展息息相关，而水运正是作为联系的媒介，必然随临安都市的繁荣而...

德安吴畴妻周氏墓志考释

1988年9月24日,江西省德安县义峰羽绒厂在向阳山坡水塔基建中发现南宋太平州通判吴畴妻周氏墓。出有女尸一具和粽子凤冠、银链器、银项、绸缎衣被、古币等百余件陪葬品;棺外有志石两通。志石为青页岩刻制,高137、宽82、厚4.2厘米。一通刻“宋安人周氏之墓”八个楷体大字;一通志文八行,共153字。楷书阴刻,字体雄健浑厚,朴素端庄,刻工娴熟。文曰:“新太平州通判吴畴妻安人周氏,隆兴武宁人,前宁国府通判、国史溪园先生周公应合之女也。母王氏。生于嘉熙庚子十二月癸丑,

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

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南宋全国最大的城市,它的商业空前繁荣。南宋定都临安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跟随高宗赵构南迁的“从者如市”。“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杭州人口增加很快。据记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杭州人口(包括属县)主户十六万四千二百九十三户,客户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三户,总共二十万二千多户。至南宋初年,杭州人口仍停留在二十万五千余户。然而,从临安建为行在所之后,人口的数字飞速上升。兹据《梦粱录》卷十八“户口”条所载资料,列表如下:

南宋临安的道观和通玄观造像

座落在杭州市内太庙巷七宝山东麓的通玄观造像,是开凿于南宋初年的道教造像,是宋高宗赵构继承宋徽宗赵佶的遗制,继续崇尚道教的历史见证。

处州人物志(三)

陈汝锡陈汝锡,字师予(一作师禹),处州青田人,生卒年不详。汝锡从小聪明颖悟,喜欢作文写诗。曾有人把他的诗拿给当时大诗人黄庭坚看,其中有“闲愁莫浪遣,留为痛次资”等佳句,“黄击节称赏日我辈人也”。①陈汝锡登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官提举福建学事、浙东安抚使,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尽力。中兴之初,高宗从四明回到会稽时汝锡为领帅。他竭尽全力。

清末民国中日方志贸易述略

日本输入中国地方志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九世纪中后期的唐代即日本平安时代贞观、宽平间,已有南朝顾野王《舆地志》、《十州记》、唐李泰《括地志》、《州县图经》、《扬州图经》、《海州图经》等中国地方志在日本流传①。到清代。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以下简称《考录》)是一部研究方志文献的工具书,内容丰富而又翔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也是我国著名的明代历史文献宝库;明代地方志又是这个宝库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驰名中外,历有年所。近十几年来,骆兆平同志认真探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