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约外交的艰难推进——改组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交涉述评

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系根据1926年《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而设立,仍然保留着若干有损于中国司法主权的制度安排。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有关各国展开交涉,以期彻底修改1926年协定。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打破了列强试图保持现状之幻想,不得不同意谈判。中方的谈判目标是建立符合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全中国法院,公使团则精心拟具A、B两种方案,分别以设置外籍共同法官和保有领事代表制为指向,均与中方既定目标相去甚远,南京谈判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1929年岁末,国民政府果断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临时法院听候改组之命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迫于事态紧急,不得不提出妥协方案,中外双方终于达成协定。国民政府在此一交涉中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等各种手段,迫使有关各国的立场节节后退,最终缔结之协定虽然未臻完美,但绝大部分既定目标艰难达成,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论上海临时法院到特区法院的法权问题

上海临时法院和特区法院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公共租界先后设立的司法机构,虽属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但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法权问题。临时法院只是名义上收回了会审公廨,特区法院收回系列法权,但法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本文从临时法院存在的法权问题出发,探讨临时法院到特区法院的改组交涉,最后对特区法院的法权问题作一分析和评定。

民国司法改革中的法官惩戒与政治博弈——以1928年上海临时法院卢兴原撤职案为例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立时接管的上海临时法院,其审判和司法行政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时任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卢兴原撤职案所引发的法律争论、政治较量及其最后的处理结果,成为民国时代法官惩戒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转折点,改变了清末以来移植的大陆法系法官惩戒模式,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司法理念的演变、司法制度的定位与设计以及司法与行政关系等多方面状况。当今司法改革推行中如何设计法官惩戒并施行,对于保证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卢兴原撤职案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重视。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之紧急仲裁员制度研究

在国际仲裁中,临时措施和保全措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者作为救济当事方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保全证据、保护资产和维持待决裁决的现状。但在仲裁程序中以及执行仲裁裁决过程中,仲裁双方可能对指定仲裁员或者其他方面的事项存在大量分歧,争议不能快速解决,导致资产或证据很容易就会消失,如果获胜方没有在正确的时间获得必要的解决措施,他可能只会得到得不偿失的胜利。近年来,不同的仲裁机构旨在通过提供迅速和有效的准予紧急救济的机制,满足市场对商事仲裁的愿望,因此,国际上的主要仲裁机构适应时代发展创设了紧急仲裁员制度。然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有效性却成为一个争议话题。众多学者关注《纽约公约》下的紧急救济的可执行性以及紧急仲裁员和国内法院在授予临时措施的并行管辖权的风险。

“紧急仲裁员制度”研究

近年来,国际上的主要仲裁机构适应时代发展创设了紧急仲裁员制度。然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有效性却成为一个争议话题。众多学者关注《纽约公约》下的紧急救济的可执行性以及紧急仲裁员和国内法院在授予临时措施的并行管辖权的风险。本文认为,通过一项强制紧急救济的国际文书将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人民共和国的前身(一)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的这座谢氏宗祠里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苦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

德国仲裁临时措施制度及其借鉴

尽管在德国有关"仲裁程序"的规定被列入《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编,但该编却是独立的一编,有完整的体系,德国学术界通常称其为"仲裁法"。当下的德国仲裁临时措施制度是德国仲裁法现代化的结果。虽然德国仲裁临时措施制度明显受到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影响,形成了仲裁庭和法院都可以采取临时措施的"双轨制",但仍然保留了本土化的规定,带有明显的自身特点。目前,我国《仲裁法》尚未对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作出规定。因此,德国仲裁临时措施制度可为我国《仲裁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