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博弈——民初《顺直临时省议会法》之争述评

《顺直临时省议会法》是顺直临时省议会于1912年7月议决通过的直隶地方议会法,该法采用了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分权模式。但直隶都督认为议会权力过大,拒不公布施行。议会与都督围绕《顺直法》展开了较量。1913年4月,北京政府公布了全国统一的《省议会暂行法》,大大削减了议会的权力。《顺直临时省议会法》之争表面上是法律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体现,是民初由集权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新生的利益集团与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中的政治博弈。

顺直临时省议会弹劾都督张锡銮案始末

1912年8月,顺直临时省议会议决,对都督张锡銮提出弹劾。弹劾的主要原因是张锡銮侵犯省议会的权限,以行政权代替立法权,独断专行。从弹劾的结果来看,袁世凯政府表面尊重议会的弹劾权,派员调查并将张锡銮调离,但是随后委派的新都督冯国璋仍为袁系之人。议会在与都督的权力争逐中,最终由于行政权力的高压以失败而告终。双方围绕弹劾案的较量,实际上是由集权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政治博弈。不良的政治生态环境、行政权力的高压控制是新生的议会民主政治面临的主要困境。从弹劾张锡銮案可以透视出民国初年直隶政治生态的某些特点。

《顺直临时省议会法》与《省议会暂行法》文本比较

《顺直临时省议会法》是辛亥革命后,顺直临时省议会于1912年7月议决的地方性议会法规。《省议会暂行法》是1913年4月2日由袁世凯政府公布施行的全国统一的省议会法。二者都是关于地方议会组织运行的法律规定,将其进行文本比较不难发现,其有同有异,而最大的区别是议会权限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民初由集权政治向分权政治转型时期立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结果,是袁世凯政府与参议院、制宪会议间权力争逐在地方上的投影。

地方层级议会与政府的政治博弈——以民初奉天临时省议会弹劾周肇祥案为例

民国初年,奉天临时省议会进行政府部门财政核查时,发现盐运使周肇祥冒支公款问题,引出周挪用公款、私设账目、僭越司法、强占民妇、贿买差缺等一系列违法逾规行径。围绕周肇祥案,奉天临时省议会展开了一场控诉与反控诉的博弈。在奉天临时省议会力争之下,周肇祥最终被迫引退并离开奉天。这场议员与官僚的政治冲突中,民主派获得政治胜利,上演了民初地方议员与官员政治博弈中罕见一幕。奉天临时省议会弹劾周肇祥案是研究民初议会与政府关系在地方层级运作一个重要案例,揭示了民初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真实一面。

民初奉天临时省议会述略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此时地方议会制度蓬勃兴起,对中国政治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奉天临时省议会成立于1912年,是由原奉天谘议局转变并扩选而来,存续期间,其议决议案百余起,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基本上起到了立法机关的作用;虽然在会议期间仍基本按照谘议局的方式运转,但是对东三省乃至全国都是民主政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元,为奉天省议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陈嘉庚与新加坡闽侨辛亥保安捐款

1911年新加坡闽侨为响应国内革命于海外率先发起福建保安捐款,以福州"五字电文"为契机,其时在新加坡华社刚刚崭露头角的陈嘉庚被推举为保安会正总理。在领导保安捐款运动中,他以民族主义为号不分阶级和阶层广泛宣传和发动,所汇巨额华侨捐款为稳定光复后福建时局提供了有力财政支撑。在后续福建临时省议会侨籍议员选举选务工作中,由于在选举权和领导权问题上闽侨内部产生意见分歧,保安会不得不将选务领导权移交天福宫,陈嘉庚本人亦备受排挤和冤屈,由此酿下闽帮内部长期盘桓的权力之争。剖析此段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史,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陈嘉庚个人生命史、华侨民族主义以及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华侨史等问题。

辛亥革命与地方政局:以民初皖督更迭为视角(1911—1912年)

辛亥革命的发生对近代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其带来地方政局的重新洗牌,政治生态被重新塑造,各方围绕己方政治诉求展开互动,最终帝制复活,民主共和让位于专制独裁,这极大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安徽一隅,表现为地方立宪派借助革命做大,利用法律等手段,压制行政长官。革命所带来地方军权的膨胀,地方分裂的趋势加剧。相关政治精英自身不仅无力弥合此种分裂,调和各方矛盾,进而稳定时局。相反,其自身政治活动不断逾越民主运行程序,难于切实解决皖省的实际困难,以自身利益与政党见解为最终诉求。各方矛盾的加剧,大大加速政局的崩坏。这一过程在安徽临时议会与孙毓筠都督的互动中充分体现,既展现了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阵营间的博弈斗争,又反映出南方革命集团内部及其与民间政治精英间的互动过程,同时更折射出民初政局所暗藏的多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