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十里桃花盛况――桂林市临桂区桃花江开展近自然修复案例

桂林市临桂区桃花江黄塘村至龙头村段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范围起点为黄塘村公路桥,终点为沧头村漫水桥。项目以近自然修复的理念,实施环境治理、岸线生态修复、渠道和河道清淤清障等工程,构建以桃树为主的植物缓冲带,重现桃花江“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十里桃花盛况.

夯实安全发展基础 筑牢灾害防御屏障——临桂区全力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侧记

防灾减灾救灾,其责重于泰山,其情牵动民心。桂林市临桂区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凝心聚力、务实笃行,为逐步构建全区“大应急”,铸造全民“大安全”,实现全社会“大减灾”工作格局,一路探索、一路实践、一路收获。

“临桂词派”考辨——晚清临桂词人群体研究之一

从得名的缘起、词人活动情况和规模等方面对"临桂词派"的提法进行考辨,认为无论将该派成员界定为晚清四大家、粤西词家还是与王鹏运有交往唱酬的晚清词人,由于创作风格和词学主张的差异,"临桂词派"的说法难以成立。从临桂词人交往的实况看,他们并无树立宗派的意识,也不存在词坛的权威人物,理论纲领不统一,后继者乏人。所以,与其勉强凑成一派,倒不如将其还原成一个有密切联系的文学群体予以考察,以"临桂词人群"称之似更客观。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清代广西临桂王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清代广西文学家族”研究之二

清代后期,广西临桂出现了一个以王必达、王必蕃、王鹏运为代表的文学家族,三人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其中王鹏运的成就最为突出,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三人同出一家,但又各具特色;差异明显,同时又有其相似性。王鹏运在词学上的成就,与其家世、家族爱好文学创作的传统、家族所特有的性格气质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临桂词派的“词史”精神

“词史”的概念是清人比照“诗史”提出的。晚清以王鹏运为首的临桂派词人以史入词叙写时事,以史家晦笔反映敏感的政治事件,通过个体心灵的感受反映出那个国运陵夷时代的民众心声,体现出了与“诗史”相通的词史精神,为晚清词坛增添了新的亮色。

论临桂词派

词,源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渐趋衰落,有清一代,出现了中兴局面。清初逐渐形成了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和随后的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先后统治清代词坛二百多年。同治、光绪年间,王鹏运、况周颐崛起词坛,显示出新的风貌,受到时人的推崇。王鹏运、况周颐与同时的朱祖谋、郑文焯被誉为“清季四大词人”。因为王、况都是广西临桂人,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临桂词派”或“粤西词派”,又简称为“桂派”。桂派与浙派。

临桂派词学思想的发展

临桂派是活跃在光绪年间的重要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乾隆末年的黄蓼园，黄蓼园论词重寄托，注意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解读宋词。王鹏运与况周颐是该派词学思想的杰出代表，前者论词标举重、拙、大的词格，要求沉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想出之自然真率，后者对词学的贡献是论述了性情、襟抱、词境、词心、词笔诸问题，揭示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构思心理与艺术意境的特点。该派词学思想发展的走向是，一方面越来越深入地探讨艺术规律，一方面在生活态度上由积极进取转为脱离生活，疏远时代。

清代词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评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

南京大学中文系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达的编纂《全清词》任务，于2002年出版了《全清词》（顺康卷），凡20册，810万字。张宏生教授带着他的研究团队主持整理工作，亲自指导博士生对清词进行深人的研究。为了展示清词研究成果，由张宏生教授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词研究丛书”，

论临桂词派在清代词派发展中的定位及其意义——“临桂词派”系列研究之五

临桂词派需要在清词三期及其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比较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定位,也需要在晚清词坛流派纷呈、社团林立的社会时代大环境中定位,立足于临桂词派渊源、命名、领袖、团队、宗旨、纲领及其理论基础等文学流派构成要素的研究,才能认识临桂词派对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超越和创新,也才能更好理解临桂词派作为文学流派的价值作用,确立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临桂词派创作特点及其词学理论创新意义——“临桂词派”研究之二

临桂词派崛起,主盟晚清词坛,推动清词中兴。其领袖王鹏运、况周颐传承发展常州词派"意内言外"及"比兴寄托"传统,标举"重拙大"词学之旨,形成临桂词派创作、评论、理论核心及其风格特点,《蕙风词话》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夯实其词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进一步深化、扩大其作用、传播与影响,具有词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价值意义。

论临桂词派渊源及其粤西词人影响——临桂词派系列研究之三

临桂词派崛起于晚清词坛,但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代粤西文化及其粤西词兴起与发展。粤西地区及其临桂是人杰地灵之地,至清代在政治、文化、文学、教育、科举诸方面突飞猛进,形成临桂词派孕育环境与文脉传统,尤其粤西文人词人形成相互影响群体,积极推动临桂词派产生及其领袖王鹏运、况周颐的成长,这既充分说明临桂词派发生的重要原因,也集中表现出粤西文化及粤西词人群体在词学上的成就。

晚清临桂词派的词学地位及其词坛影响——“临桂词派”的桂学研究之一

以广西临桂词人为主的临桂词派主盟晚清词坛,临桂人王鹏运、况周颐作为词派领袖,标举"重拙大"之旨,建构《蕙风词话》词学理论体系,奠定临桂词派的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基础,形成在晚清词坛上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三足鼎立之势,并对浙派常派不断超越与创新,对词坛产生重要影响,确立其在词学史,尤其是晚清词坛上的地位。

临桂之外 卓然一家——文廷式词论抉微

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其词作追步苏辛的风格为历来词论家所认同。近来一些论词者将文廷式划归为临桂词派,然而根据文氏具体的的词学宗尚、创作风格来看,文氏论词力斥柔靡,济以豪宕并反对时人斤斤计较于音律;在创作上,他主张步武苏辛,多元并融,其词学宗尚与以"清季四大家"为中坚的临桂词派迥然相异,自成一家。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临桂词派与中法战争

临桂词派崛起于晚清国家社会巨变之中,其词人群体多在朝为官,享有清望,他们在晚清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不畏权贵、勇于直言,留下了众多忧国忧民的词篇。中法战争时期,以王鹏运、文廷式二人为代表的早期临桂词派词人初登政坛,他们与清流派接近,对国事十分关注,在中法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冲击之下,二位词人将其忧惧忠愤与爱国之情糅进词句之中,表现出积极参政与支持维新改良的倾向和勇气,体现出抑扬时局、援史入词的"词史"精神。

端木埰与临桂词人的交往及影响

端木埰是晚清词坛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之一,勾稽端木埰的词学作品,可以发现端木埰与临桂词派的奠基者王鹏运早在觅句堂时期就已有词学往来,此后更通过薇省时期的唱和在词学活动、词学创作与理论各方面影响了临桂词学的形成与理论建构。端木埰并不专力为词,他对况周颐早年的绮忏词风表示过不满,然而况周颐并未全部采纳,这也是况周颐不同于端木埰并有所发展之处。

“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论临桂词派追求“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兼论临桂词派“自然”观的时代意义

"自然"这一词学理论在以况周颐为代表的临桂词派词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况周颐提出的追求自然和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论具有一致性。临桂词派的主将王鹏运和况周颐在他们的具体词作中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的追求,他们通过词这种形式抒发对乡村生活和自然山水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城市和官场的厌恶。临桂词派的质朴自然之风,多从"苏辛"处来。然而,临桂词派是处于新时代的,他们的"自然"观有创新之处,在内容上写新事物,将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情写入词中,这体现出他们在当时文化转型期的开创性的特殊意义。

靖藩后裔诗书继世 百年望族文星灿烂——清代临桂朱氏书香家族

介绍清代广西著名的书香望族——临桂朱氏。朱氏为明代藩王——靖江王后裔,在清代以诗书传家,科第联翩,簪缨不绝,且在诗文创作及治学著述方面成就突出,涌现出众多的诗人词客、文人学者,其中有在广西文学史上颇具影响之卓然名家——朱依真、朱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