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演变研究:启示与借鉴

自新《食品安全法》修订以来,我国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总体形势有所改善,但仍处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过渡期,食品安全事件依旧频繁发生,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机制仍需完善。本文选取丹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主要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的演变,探寻其对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制定的启示。研究发现,丹麦政府能够审时度势把握住改革的契机,逐步实行了官方抽查为主的"笑脸"政策;企业积极配合政府的检查政策,实行危险分析关键控制点制度发挥其自我约束作用;农业部门致力于从源头处解决问题,健全和完善家庭农场主制,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实现了对食品生产原料安全的严格把关。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治理效能评估研究

文章立足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时代要求,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历程政策工具基本形成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组合的基本格局。采用国际惯常政策工具分类的概念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所实施的政策工具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GRA—VAR模型,综合评估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治理效能。研究发现: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的平均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07、0.779、0.771;食品技术标准、政策宣传、投诉举报分别是9项强制型、12项引导型、4项自愿型政策工具中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灰色关联度最高的3项细分工具,关联度在全部25项细分政策工具类型中分别位列第4位、第1位、第2位。总体而言,强制型工具治理效能显著,而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尚未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据此,需要深化改革与完善政策工具体系,提高政策工具的科学性、靶向性等。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轨迹与内在逻辑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文本挖掘和工具量化的研究方法,以1985—2019年间政府出台的605份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文本为依据,量化分析了政策工具的总体数量、类型结构、具体构成及其演化轨迹。研究表明,1985—2019年间政府新出台的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强制型、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的数量分别为1193个、459个和95个,政策工具演绎了从传统的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逐步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组合的动态轨迹,其内在逻辑是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而持续变化。未来改革应科学把握新时代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府、市场、社会的功能定位,解决强制型工具过溢、引导型工具失衡、自愿型工具不足等问题,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体系。

捷克、丹麦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题记]今年三月上中旬,我随郭树清副行长率领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前往捷克,丹麦和瑞士中央银行考察,广泛了解其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反洗钱方面的运作。现将有关信息整理成文,与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