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律要严”论述为思政课教师提升育人水平提供科学指导,引发广大教师强烈共鸣。为此,思政课教师要筑牢理想信念,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要练就过硬本领,在履职尽责中行胜于言、成就事业;要熔铸奋进情怀,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白居易“为时为事”主张的历史传承及现代意义

白居易作为唐代与李白、杜甫比肩的伟大诗人,他所标榜的“为时为事”的诗歌主张,是对从《诗经》、汉魏乐府到杜甫的以关注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为主旨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也在一定意义上启迪了“五四”时期“为人生”的艺术观的诞生。由此显示出。

托洛茨基“太初为事”与鲁迅的文艺批评观

"太初为事"是托洛茨基批评形式主义学派时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实践和反映,显示了他对文艺本质的尊重和坚持。后期鲁迅的文艺批评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建设中,提出了关于文学自由的辩证性、文学矛盾的过程性,以及文学境界的主观性的思考和判断。在文化冲突全面爆发的时代,托洛茨基把"太初为事"和"太初为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根本分歧。对鲁迅而言,区别和分野是态度的彰显,同时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中进一步地澄明"词"与"事"的关系。

丹纳的“时代精神”与白居易的“为时”、“为事”

丹纳将"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归纳为艺术品产生的规律;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艺术品展现着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因此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思考,可加深对艺术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亦能不失偏颇地全面认识和挖掘艺术作品蕴涵的深厚内涵。

诗歌合为时为事而作——《当代中国诗词精选》前言

本文从宏观上对中国当代诗词的创作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考察,并对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有所分析。同时指出,当代诗词应坚决克服种种不健康的倾向,认真转变诗风,面向现实,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烈的生活气息,路子才会越走越宽。

论我国民间故事中的民族文化意蕴

迄今为止,每当论及我国民族文化问题时,人们总是以历史文献、诸子百家之言、文学经典、名人书画、诗词曲赋、宫廷园林、服饰建筑、音乐歌舞乃至碑文墓志等作为立论的佐证和探求的重点,而对我国民间故事中所凝聚的民族文化意蕴却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和发掘。这使我国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难以得到充分的昭示与认同。在重新审视。

明代带俸武官初探

明初创立卫所制,军有定数,官有定额,并世代承袭,以保万世之稳定。然而事与愿违,不久因军功升授,纳粟恩荫等原因,武官数量渐多,出现了官多额少的情况,故定额之外者,列为带俸武官,不得掌管卫事,与见任官相区别。随之,带俸武官群体急剧膨胀,其中有犯罪武职往往被问革为带俸官,成为带俸武官中特殊的部分,其地位更为低下。但带俸武官并非一直为固定之群体,随着军政考选制的成熟与镇戍制的发展,带俸武官得以任事的途径越来越多,两者界限逐渐模糊,而为事带俸官的特殊性却仍然保持,其升转较难,故其往往百般钻营,甚至生事害军。加之诸类带俸武官庞大的数量,给明朝统治带来了系列问题。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祖述风雅,彪炳六义的诗歌理论及其讽喻诗,是对中国诗学的重要贡献。"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等理论提出,使得白居易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不少理论主张,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意义。

白居易诗、文改革理论的主旨和特点

阐发白居易诗歌改革的论述文章为时而著，歌诗为事而作的主旨和特点。

郑板桥词浅论

词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至元、明始为曲所取代,逐渐衰微,而清初词人辈出,词学为之一振,从而,进入词的复兴时期。清乾嘉年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主持坛坫。他们词宗南宋,崇尚姜白石、张炎清约词的温柔典雅,注重形式格律,“视野不阔,骨力不足,其弊则流于饾饤与肤廓(《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前言》)。这种专重形式、堆砌词藻、内容空泛、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必然使词的发展陷入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坑。郑板桥以书画驰名,而工诗词。他反对浙西派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词风,主张反映现实,为时为事而作,同情“民瘼”,关心“社稷生民之计”。在丰厚的民间文学的土壤中,他的词作从文人的书斋中解放出来,视野广阔,骨力坚硬,具有充沛的表现力,开创了清初现实主义的一代词风。无论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清新豪放的艺术风格,都是值得重视的。

论薛宝钗的学识

本文对曹雪芹赋予薛宝钗这个十几岁的封建淑女以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的极其渊博的学识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作者外加上去的,只不过是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学识的自我展现,与这个幼年丧父后,“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的宝姑娘是不相干的。本文认为这可能同曹雪芹的审美观和创作思想有关。而长时期以来人们并不对它表示怀疑,反而推崇备至,赞扬不绝,文章认为可能还有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这个更深层的原因。

《红楼梦》中的“菊花诗”及诗学精神

自《诗经》《楚辞》、汉乐府起,"温柔敦厚""吟咏情性"等便逐渐构成了中国主要的诗学传统,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小说《红楼梦》中所蕴含的众多诗作,在破旧立新的基础上对由来已久的诗歌传统进行了承继,尤以十二首"菊花诗"和三首"螃蟹咏"为代表。这些诗作表现出"为情作""为事作"的诗学精神以及特有的诗学理想,在创造《红楼梦》自身艺术世界的同时,更将《红楼梦》的诗歌艺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

不从时尚体,只说眼边情——评颜家文新时期以来的诗作

提起家文的诗,我首先想到的是《颂歌唱党情满怀》,那一首: 高山水坝浪排排,颂歌唱党情满怀。 山歌好似坝中水,闸门一开滚滚来。这不单因为它写得早,标志着家文在诗界的起步,而且,它显示了家文后来诗歌创作的一般特色。这首彻头彻尾的颂诗,一点也不虚假,它是兄弟民族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的典型情感的高度概括,而家文正是带着这样的感情跨入诗坛的。

才识胆力兼具的佳作《讳辩》

读《讳辩》一文,不由人不为韩愈"起八代之衰"的文才,不落臼巢的识见、敢与旧势力抗争的胆气,以及似刀似剑的笔力而拍案叫绝。清代叶燮在其《原诗》中说:"要在先之以识"。《讳辩》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首先就在于作者非同一般的识和胆。作者辩驳的"避讳"问题,在韩愈的时代,简直就是不可触及的"禁区"。"

诗言志·以心为本——试论中日文论的不同走向及其文化精神、审美心理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中国的文学理论影响并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形成。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文论思想在文学本质观上的联系、差异之探讨,论证中日文论的不同走向,并藉此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审美心理。

近代泉州著名爱国绅士吴增及其诗作

一吴增(1868-1945年),字桂生,原籍南安县,而南安古称丰州,因此自号古丰州人。世代以农为业,后因家乡屡遭灾荒,其父带着家人迁居泉州谋求生路。吴增幼入私塾,因家贫时读时停。十五岁丧父,只得辍学当艺徒。在辛苦劳作与食不饱腹的生活中,他依然奋发苦读并终于自学成才。年轻的吴增不仅满腹经史。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乳化炸药线型切割器对薄壳弹药销毁效果的数值模拟研究

针对目前的弹药销毁状况,为了减轻直接爆破的环境压力,利用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的方法,首先对设计的简易乳化炸药线型切割器的药型罩材料进行确定,数值模拟表明:铝质药型罩所形成的射流侵彻能力要比紫铜材质的提高28%,而后利用ANSYS数值模拟得出该切割器最佳炸高为15 mm。最后对乳化炸药线型切割器切割薄壳弹药的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证明该切割器可以达到切去弹药外壳而不产生剧烈爆轰及高速破片的效果。

西泠印社藏陈豫钟篆刻综述

陈豫钟(一七六二—一八〇六),字耦渔^((1))、浚仪,号秋堂、墨缘居主,斋号求是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十一月十日生,^((2))族中排行第三,自幼耳濡目染,习读诗书。少年时代随侍祖父陈王谟(一六九七—?),见其作书篆刻,心向往之,乃学执笔运刀。课余,惟以二者为事,他无所专(由此可知陈豫钟学画晚于书印)。至十八九岁时渐为人所知,弱冠以后已在杭城崭露头角,请其作书刻印者渐多,尤以篆刻酬应最多。

浅析白居易感伤诗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杰出诗人。他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大类,其中他本人认为价值最高最为认可的是讽谕诗,“为时为事而做,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很好地体现了他诗论的精神。而对感伤诗他当时并不看重,对闲适诗则从来就评价不高。今天从整体看白居易的诗,大多数人认为他最好的诗应该是感伤诗,闲适诗中也有很多好的、积极的内容,应有新的评价。这些是从思想内容方面看。从艺术成就的角度看,讽谕诗不能算是他艺术成就最高的诗,而感伤诗和闲适诗则达到了艺术成就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