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人后者为之子”谈汉桓帝以宗藩继统

“为人后者为之子”是对宗藩继统影响最大的礼法依据,两汉以宗藩入嗣者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构建其权力的合法性。然而“为人后者为之子”实则是由公羊学家误读《春秋经》所阐发出的错误的礼法原则,其在汉桓帝以宗藩入嗣前,多是应用于以侄继叔(伯)完成变相的“父死子继”这种隔代继承上,没有引起较大的争论。汉质帝驾崩后,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梁氏外戚强行以蠡吾侯刘志依诏“为孝顺皇帝嗣”继承皇位,是为汉桓帝。桓帝与顺帝原是同辈的族兄弟,这一汉朝仅有的一次降辈继承的现象,与当时外戚专权的现状实密不可分。汉桓帝由降辈继承引发了入嗣者与本生父母、嗣父母及其亲属在伦理与辈分上的混乱,对于汉朝以后的皇位继承与其他阶层的立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宗与私亲:宗法规则在汉代政治实践领域中的冲突与妥协

“为人后者为之子”和“母以子贵”都是汉儒对孔子春秋义理的经学解释,前者奉行大宗,使血缘私亲服从于宗法制度,后者则奉行血缘私亲,以崇贵母氏的方法抬高本宗亲属的地位。在哀帝朝,儒生坚持“为人后之谊”来尊奉大宗,哀帝则坚持“母以子贵”来尊奉私亲,双方都是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在这一过程中,两者既有冲突也有妥协,为后世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浅论过继晚之税服问题

为人后者要为所后者服斩衰,这是过继的一般原则。但是,如果在宗子去世一段时间之后,再确定过继的人选,那么相应的斩衰服的起始点应该从何时算起,却成了礼学中争论的问题。对于过继晚造成的税服问题大致有三说:以所后者亡月为始说,以为人后者出后日为始说,阙疑说。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不同的观点及展开问题的复杂性,揭示不同观点背后的礼学依据,并返回《丧服》经传本文,对于三说进行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