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修行说“慎取”

儒家推崇“修齐治平”,随着儒者为官越来越普遍,儒家的一些优秀思想得到了较好发挥,比如在个人修身上强调“慎取”。孙承恩《文简集》中写道:“慎取与重然诺者,其诚信也。”“慎取”,意为不接受不正当的钱物。历史上有很多为官“慎取”的例子,包括慎取公款、慎取官物,甚至慎取俸禄等,可以成为为官之鉴。

“以经术饰吏治”:孙家鼐的为官与为学

孙家鼐因“学而优则仕”走入仕途,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与使命,承当了晚清岌岌可危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责。通过对孙氏奏议和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明鉴其“以经术饰吏治”的心路历程,探讨其在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形势下,如何擘画政局,主盟学坛,显现出社会精英在宫府危疑之际所起到的维系和支撑作用。

“为官不为”的组织学解释及其治理策略

“为官不为”是坚持党的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既有研究强调,“为官不为”是官员基于激励、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下的避责产物。然而,“为官不为”在容错机制建立后仍然存在,甚至部分地区“不为”的官员实际上一直处于积极作为之中。如何解释这种反差之下的“为官不为”?文章基于组织学视角提出解释:“为官不为”是官员在官僚系统嵌入新制度而产生的“波动”中寻求确定性(特别是“发展窗口”)的产物。问责制冲击了官僚系统内已形成的较为清晰、稳定的官员职业发展路径,加剧其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然而,追求职业发展的官员并不会停下脚步,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特别是“低风险、高收益、短耗时”的“发展窗口”。当官僚制的常规运作难以满足官员对“发展窗口”的追求时,官员就倾向通过政治引领使官僚组织将执行行政事务的注意力转向政治任务,组织难以兼顾行政事务进而未能完成既有考核,被贴上“为官不为”标签。文章以Z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案例,论述既有职业发展路径受冲击的Z市官员,通过政治引领政府部门,积极投身具有“发展窗口”特征的“创文”工作来谋求发展,最终导致职能部门无暇完成考核形成的“为官不为”。文章提炼了不同于既有“为官不为”研究的新解释,并提供了三点针对“为官不为”的治理策略。

唐朝名相裴垍的为官之道

裴垍(?—811年),唐代“中兴之主”唐宪宗时期的宰相。裴垍为官始终秉持“严持法度,不徇私枉法”为官原则;“举贤任能、量材赋职”用人原则;“理性、务实”的工作作风;“不畏权贵、直言极谏”的斗争精神;“顾全大局”的宽广胸怀,以及“真诚待人、以情感人”的做人品格。他以自己独特的为官之道留下了千古美名,死后获赠太子太傅。

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补齐规制“为官不为”的权力监督短板

权力监督在规制“为官不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备鲜明的预防功能和校正功能。但目前存在四大短板,即“为官不为”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深刻反映出权力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薄弱,难以形成监督“为官不为”合力;自上而下、平行与自下而上监督不匹配,难以构成监督“为官不为”网络;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各有不足,难以形成全链条监督“为官不为”模式;权力监督机构存在罅漏,难以有效履行监督“为官不为”之责。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补齐权力监督短板,有效规制“为官不为”,应详列权力清单,绘制权力“流程图”,让“为官不为”无处遁形;建立多元化与立体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对“为官不为”形成监督合力;构建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监督链条,挤压“为官不为”的生成空间;深化纪检机关领导体制改革,以落实“两个责任”防范“为官不为”。

从《尚书》“九德官人”说看为官立德

据《周礼》记载,我国在周代就有了“以吏为师”的传统。师什么?师其德。“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成圣贤之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历代为官之道,强调德行是治国的前提。为官从政只有注重修身立德,才有正确的方向,“治人”必先“修己”。因此,中国古代一向重视官德。一是“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道德经》列出三德:礼、义、仁。

为官要讲"四维"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中就提出“四维”之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并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事实上,礼、义、廉、耻不仅是维系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四项道德标准,更是为官从政的基本准则和根本要求。礼、义、廉、耻这四项古人总结出的规范和准则,每一项都与新时代的党风廉政建设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饶应祺清廉为官之道及其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地方史上的清廉故事,是加强清廉文化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为官“要言”

“不喊号子不拉纤,卷起袖子一边看。”当下,一些干部在需要发声时“不愿说”“不会说”“不敢说”,这就是典型的“为官不言”。一些干部信奉“沉默是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遇事推、托、躲、绕;一些干部信奉“随大流不挨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一些干部“一切唯官唯上”,领导面前,唯唯诺诺,有想法也不说……这些现象反映了一些党员干部不愿作为、不善作为、不敢作为,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贻误了工作和事业发展。“为官不言”不是个好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想言、能言、敢言。

刍论“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

继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治理"为官不为"也提上政府日程。面对既要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遏制官员不作为增量的新形势,寻找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就显得很有必要。分析"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主要是主观上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从严治吏新举措所形成的政治新常态以及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外部压力。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社会基础方面,应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制度环境方面,要堵塞公务员权责界定的制度漏洞;治理结构上,要强化人事行政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上,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和光同尘”为官之道的正解、误解与能效发挥之要

“和光同尘”为官之道的正解旨在造福于民、少私寡欲、宽容善下。当然,人们对“和光同尘”为官之道也存在惯常误解,与世无争被误解为置身事外不作为,不露锋芒被当作畏首畏尾无能力,团结宽容他人被看作拉帮结派谋私利。因此,为官者要消除种种偏见、成见,做到德才兼修,以民为本;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良性竞争,团结合作。

党员干部当以“为官不为”为耻

全面从严治党日渐深入,为了改善"为官不为"现象,应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引导"为官想为";完善考核评价与权责机制,鼓励"为官敢为";加强本领学习与锻炼,促进"为官能为"。

为官之理在于奉献——学习习近平同志《为官之道》的体会之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时,就在深入地思考为官之理。他在刊发于《领导科学》杂志1990年第9期的《为官之道》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想当官又想发财是十分危险的。有些人当了官,就以权谋私,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

电影《人间正道》揭示的为官之道——忠孝廉勤

日前,校纪委组织观看了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参与摄制的反腐题材影片《人间正道》,展现了1942年我党在外抵日寇内拒顽敌的艰难环境下,毅然选择了法治兴党拒腐防变的道路,不论功劳多大、感情多深,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人间正道是沧桑,骄奢淫逸勿贪求。作为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肖怀忠,一身数不清的伤疤见证了其忠贞英勇的革命历程;而当其丧失革命警惕性,为敌所惑终至身败名列欲借此换得宽恕时。

明代名臣刘健为官经历考论

史料中有关明代名臣刘健为官经历的记载颇为模糊、散乱,甚至存在错讹。刘健升任修撰、代祀西岳西镇时间以及刘健任阁臣期间受弹劾的记载等均有出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搜集、比对和考辨各种不同记述,厘清刘健46年仕政历程的基本概貌,对进一步研究刘健的为政风尚及其在"弘治中兴"中的作用具有很大裨益。

整治“为官不为”,让为官者敢担当能干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工作人员要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主动作为、善谋勇为。同时还提出,健全督查问责机制,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项举措整治'为官不为',对广大为官者'设定了边界、敲响了警钟'。同时,不断鼓励各级'为官者'愿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收到了良好效果。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为官不为'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为官不为”现象剖析及其规制

随着高压反腐和作风建设的纵深推进,中国官员的纪律性和廉洁度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却暗生了"为官不为"这一新的官场现象,表现为怕政、懒政、怠政,以及选择性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等。"为官不为"现象的产生有内外双层原因:内源性包括官员价值观旁落与"权力瘦身"后的不适,激励失效与绩效不彰以及官员理念行动与改革现实脱节等;外源性则归因于政治生态的既有习性和问责的非常态化。规制"为官不为"现象,重塑官场秩序的关键在于实现考核激励的齐头并举,监督问责的三位一体,并辅之以一以贯之的法治保障。同时,还应从深化改革的大局审视当下的官场吏治,治理"为官不为"不可矫枉过正,避免过犹不及。

近年来国内“为官不为”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为官不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聚焦"为官不为"的内涵、表现形态、原因、性质与危害、应对之道等方面。为了更好地研究进而化解"为官不为"问题,我们应该在"为官不为"基本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针对性研究;"为官不为"问题的古今中外比较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等方面努力拓新。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影响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体制机制因素分析

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不能仅从行为人的主观偏好去解释,还需要从外部的体制机制去探讨。政府上下级间的层级关系和国家分层治理体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博弈的机会;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和资源匮乏的困境,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能上能下、优胜劣汰机制尚未建立,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投机的空间;现有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尚难精确支持"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滋生的条件;现行监督体制的成本效益、虚置弱化问题和问责制度的不健全,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解决基层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可以从全面实施政务公开、健全规范政府权责体系、健全完善选拔任用制度、改进干部考核评价办法、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