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哲学意蕴

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从知识论的角度指出了人皆有成为尧舜的内在德性之源,但其更深层意蕴在于政治哲学的层面,意指如尧舜般在立己的基础上立人、兼善天下,施泽于万民,才是仁的最高体现。仁这一目标和境界,不只是个人自我人格完善之所应然,更是华夏族群及文明兴盛之根本,因而是人作为族群一员之最高使命和责任所在。孟子这一思想构成儒家对圣王期盼和追求的主要理路。荀子则从人本性欲求的视角,以“尊君”之“养”进一步激发、促进这种追求。二者从文与质两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圣王情结”。这种情结构成了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以统一为主流和归宿的深层原因。

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辩诘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来源于孟子,成熟于王阳明。长期以来,尧舜一直被作为一个神圣的符号,"为尧舜"成为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价值目标。王阳明从理论上论证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即人人皆可通过"致良知"而成就"为尧舜"的人生价值目标。但在现实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发展、客观环境等因素,这使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必定存在机会、条件等差别,故能够"为尧舜"者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被视作实现崇高人生价值目标的一种参照、一种教育理念。这一思想对高扬人的主体性、锻造人的优秀品质和追寻人的生命价值具有积极的作用。

《焚书》“下下人”教学思想对“人皆可以为尧舜”概念之继承与拓展

李贽被不少学者视为反儒学的“异端”,然而其著述思想常蕴含儒家关怀——如《焚书》中的“下下人”教学思想,便对儒学“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概念有一定继承与拓展。传统儒学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却经久未有论及导“下下人”成圣的具体方法;李贽注意到此忽漏,故提出崭新的“下下人”教学思想,主张以直指人欲的浅白“迩言”作为教育凡民的语言,投“下下人”之日用所好,诱其学道为圣。尽管“下学”或未能使每一个弟子都成圣,但其核心价值在于确认“圣凡平等”,包涵平等丶博爱的人文精神,促进“人人皆可以为圣”概念之现实化,此具有深刻的当代人文意义。

王阳明心学:人的主体精神的昂扬

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约略同时,王阳明大力鼓吹人的主体精神,以为"心即理",天地万物之理只是我心;以为人只须去除一切私欲,回复己心固有的良善本性,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这种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人的至尊地位、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思想,同样包含着人文主义的积极意义,同样有着激励人们冲破传统束缚、诱发新思想的积极意义。原始社会,在饥饿无奈的时候,人可能被杀死充饥。奴隶社会,奴隶可以活下来,但他不是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社会,人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人。但是,人是不平等的,只能生活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到了近代,"人生而自由平等"写入了法律条文,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和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看到了王阳明心学中所包含的人的价值发现的积极意义,看到了心学在明清思想解放潮流中的积极作用。

孟子性善论对思政教育的现代价值

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人的为恶是由于后天环境影响和主观不努力造成的。性善论是一种不错的"道德理论假设",其中"教人向善"的思想,"寡欲"、"存心养性和求其放心"的道德修养方法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批判地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具有现实意义。

阳明学派对《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解读

《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后,历代对此的解读各有不同过程。汉唐儒家较多强调《论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认为下愚之人不可为尧舜。宋代理学家大都认为,即使是下愚之人,也能够通过学习而成为上智之人,成为尧舜。朱熹讲“不懈于用力”“勇厉奋发”,反对“当下便是”。陆九渊更多讲常人“与尧、舜元不异”,与圣人的相通,鼓励“学者当量力度德”。明代王阳明也认为,要成为尧舜,应当要“去人欲而存天理”。然而他又讲人人皆有良知,讲良知为“圣愚之同具”,并由此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罗汝芳进一步讲“圣人即是常人”“常人本是圣人”。现代新儒家将“人皆可以为尧、舜”解为人格平等,实际上是接着阳明学派的解读而来。

受命于天,政在保民——《孟子》新读之三

除了“邹与鲁鬨”章外,记录孟子在邹国活动的还有《孟子·告子下》的“礼与食孰重”章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章。在前一章,有一个任国人问孟子弟子屋庐子:“礼仪与食物哪一个重要?”屋庐子回答:“当然是礼仪重要了。”任国人问:“按照礼仪去谋食,就得饿死;不遵守礼仪去谋食,就能得到食物,那还一定要遵守礼仪吗?”“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告子下》)从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