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与人称:利科新主体理论研究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确立了第一人称单数我思自我的主体地位,开启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探讨主体与人称关系问题的序幕。保罗·利科的《作为他者的自身》以语言哲学研究为开篇,包含了语用学和语义学两条进路,人称问题则始终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在语用学进路上,话语表达的主体在其言语中自称为“我”,并以此预设了对话中的“你”“我—你”的极性将第三人称“他”排除在外;在语义学进路上,“人”则作为基本殊相成为了我们所谈论的“他”,主体由各种谓词界定,“我”和“你”甚至无需出现。面对人称问题,语用学和语义学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态度,这也造成了两者对待主体有着不同的态度。利科的新主体理论采取“迂回”方式,致力于促成上述两条进路的交互融合,尝试在作为话语主体的“我”与作为基本殊相的“人”的交汇处,在“我—你—他”的融合处给出关于“谁”的问题的合适答案。为此,利科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阐明主体应当如何被认识,还应从语言角度回答“作为他者的自身”如何可能的问题。利科的语言哲学研究对其阐发新的主体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并始终与其回应主体疑难的目标相呼应。因此,聚焦作为他者的自身而非自我,并从主体与人称关系入手探究新主体理论,利科自身解释学中的语言哲学研究不仅为探讨自身与他者关系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路径,还为沟通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主体理论做出了创新探索。

法律位格、法律主体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法律人格概念的发生学机制,涉及到法律位格的古今学说史。古典罗马法中,法律位格从未被规定于普遍意义上的'个体—主体—实体'之'人',而是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层次,从上往下分配位格的各种减等形态,形成多层次、差序化的法律位格体系。现代的法律人格和法律主体概念摒弃了古典罗马法根据实践需要而设置法律位格,并灵活分配不同行为能力的传统。现代法律主体的诞生,是法律位格的简化和一元化的收缩过程,原本差序结构的法律位格被收窄到世俗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主体位格。人工智能革命也可尝试在法理学上纳入这一法律位格的拟制传统。根据物种位阶的规范主义立场,现代法人制度通过'位格加等'把人为设置的团体组织提升到具有一定法律位格的地位;'智能机器人'概念是对'智人'概念的模仿和拟制,人工智能概念是通过'位格加等'把机器人提升到自然人的法律位格。法律主体学说之现代性立场有其限度,从法律主体概念回归法律位格概念,是人工智能时代法理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

人权主体与人权特征简论

研究人权，首先要确定人权主体，正如研究权利要首先确定权利主体一样。人权，顾名思义就是指个人按照其本性应当享有的权利，所以人权主体是而且只能是社会中的个人，而不是集团、国家、国际组织，也不是民族、种族等非个人化的组织单位。

学习主体与人物突破——《木兰诗》设计评点

这两堂课的精彩之处在于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无不闪现着教师和学生的智慧。

冷冻胚胎主体性证成及认定规则的建构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不断完善,给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福音,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尚未明确规定,实践中极易产生纠纷。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获取的冷冻胚胎,承载着不孕夫妻的情感寄托,基于法律天理人情,应当具有“准主体”和“准客体”的双重法律属性。在对冷冻胚胎的主体性权益受到损害进行认定时,应当以胚胎移植时间作为其权利能力的赋予依据,可以有效地解决“冷冻胚胎究竟是偏物多一点,还是偏人多一点”的问题,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决策,也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师生主体性的缺失风险与复归策略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育主体在与数字化技术的碰撞下面临主体性缺失的风险。文章从主体性概念的哲学探究出发,解析出师生主体性缺失与技术异化问题的内隐与外显现象。师生主体性缺失自然地发生于教学活动中,内隐且难以觉察;技术异化现象具有外显性,代替主体性缺失暴露在观察者的视野之内。基于视角主义理论,从“人”“教育”和“技术”的三重视角和两两关系审视技术异化现象,构建“三位一体”异化关系分析结构。究其异化原因,追溯至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根基,通过链式逻辑分别演化出“有机体—环境”和“主客体依存对立”的存在模式,进而衍生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不当使用的归因实体。对主体性缺失的现象及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主动遵循数字技术的意向性逻辑、借由发展实践修复师生主体性的缺失、超越原有建构模式以回归师生主体性本身的复归策略,以期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筑牢师生主体性根基。

论智能时代的学生主体性及其培育

如何培养学生合理使用技术并与之共生的能力,同时警惕学生被机器异化而丧失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教学境遇促发学生主体性的后人类转向,使之呈现出增强扩展、隐性让渡、虚化延展与封闭趋同的新特点。教学作为学生主体性发展与培育的重要活动,遭遇着何以为教的知识困境、人师角色的缺失困境、虚实空间的错位困境及教学艺术的遁隐困境。培育学生主体性需要从课程知识的重新厘定、人师角色的回归进化、虚实空间的精准定位以及教学技术与教学艺术的调和等方面来纾解这些困境。

现代化数字灌区建设主体功能及主要应用结构体系探讨

基于对物理灌区的现代化和模拟灌区的数字化认知,分析总结了现代化数字灌区建设应着力完成的“灌区识别”“立体感知”“精准控制”“信息交互”“管理调度”等“五大主体功能”结构体系;基于智慧水利建设和灌区高效运管需求,高效地模拟渠系水流,系统梳理了以“节点流量过程”为输入和输出的灌区概化图,研究提出了现代化数字灌区建设主要业务应用结构体系,即构建以“数据库”为载体,“数学模型”为支撑,基于“灌区一张图”基础之上的“组织管理、工程管理、安全管理、泵站管理、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经济管理、信息化管理、公共服务”等“九大业务应用”为交互的的整体架构,以期有效提升灌溉供水服务的安全性、公平性、可靠性和灵活性。

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共生演化分析

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共生及演化是驱动新兴技术持续创新、有效释放经济社会价值的重要因素,既决定着新兴技术自身能否最终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也决定着其能否完整展现出存在的价值意义。基于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共生基本架构,应用创新主体间共生作用系数变化分析共生关系动态演化与达到稳定状态的基本条件,分析在新兴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主体共生的主要形态,进而以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生态系统为例,探讨促进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及其主体共生形态演化的可能要素。研究发现: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及其创新主体共生演化在进程上同频共演、在驱动因素上同源交错;在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不同阶段,创新主体间共生作用系数及其均衡状态值也存在动态变化;以信任机制、开放协同、平台化资源共享等方式强化创新主体间的共生依存,激发创新主体共生形态由独立共生向互利共生演化是推动新兴技术持续创新的重要力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载体,有效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选用Logit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但对劳动力流出无显著影响;第二,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更容易吸引年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第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参与过非农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回流。基于此,从管理与服务方式、培育方向、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引导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提供借鉴经验,对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

随着“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多元主体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中的价值与作用亟需明确。审视教育评价的本质,可以发现:破解“五唯”问题,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关键在于打破评价主体的“单主体论”,转向价值主体、评价主体、治理主体的“多主体论”;价值主体、评价主体、治理主体分别以表达价值诉求、履行评价责任、联结主体行动,助推有差异、有动能、有组织的改革落地。然而,当前教育评价改革中多元价值主体诉求的虚置性介入、多元评价主体知能的无力性介入和多元治理主体组织的缺位性介入,致使改革陷入同质、空泛、低效的困境。对此,可以通过权利下沉、教育赋能、秩序重组,来推动教育评价改革不断深入。文章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多元主体行动逻辑的阐释,可以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主体关系的聚集:群聚传播时代的舆情溯源及价值依循

群聚传播时代的互联网舆情是一种关系势能,其发端于群聚传播的“聚集”本质,这一本质由人类群聚本能的回归与重现以及媒介技术集置属性的凸显共同决定,具体包括舆情主体的聚集、舆情客体即舆情事件的聚集,以及舆情本体也即社会情感的聚集。这一聚集是动态化和情境化的、过程性和关系性的,且具体呈现为各行动主体在媒介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协作与冲撞。作为一种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表征,互联网舆情呈现出了涌现性、反复性、交融性和相似性等特点。群聚传播的主体关系偏向决定了要从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三个维度出发来探讨互联网舆情治理中的价值依循,具体包括在个体关系层面注重个体情绪的表达和传递,引导个体心理向善;文化关系层面寻求群体间的协调与平衡,促动集体氛围营构;社会关系层面关照公共领域的整治和重建,倡导理性对话展开。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多元利益主体认知比较——基于实证调查分析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自然体验服务>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游客(4.11)>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健康中国背景下医养结合服务政策内容分析与优化建议——基于政策工具与参与主体的二维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医养结合的发展既需要公共政策工具驱动,也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协同和共同参与。通过整理2013年至2022年7月中央层面出台的医养结合服务政策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政策工具维度和参与主体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筛选出的50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归类以及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医养结合服务政策在工具选择和结构组合上表现出不均衡状态,自愿型工具运用不多;对社区、老年人群体和民间资本的关注不够,激励不足;具体政策呈现碎片化状态,完善而成熟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未来,应该在此基础上,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重视多元主体参与,构建政策工具组合体系。

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理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总之,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理解和积极拓展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1953-2022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粮食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研究其政策变迁历程及特征对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以1953-2022年发布的410份粮食政策为研究样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重要事件法,划分了粮食政策主题变迁的历史阶段,发现粮食政策变迁的相机组合模式。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政策文本计量方法,研究了粮食政策主体的协同网络演化特征。[结果/结论]研究发现:(1)我国粮食政策变迁的总体基调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调控手段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变,实施目标由数量安全拓展到数量质量并重;(2)粮食政策变迁呈现出由强制性变迁向诱制性变迁转变、激进式变迁与渐进式变迁交替呈现、调控手段路径依赖等鲜明特征;(3)粮食政策主体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协同的复杂性、协调性与全域性愈发显著;(4)“广度-强度”二维分析框架表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先后呈现出分散型、局部集中型、“中心-边缘”型、“中心-极化”型、均衡多主体型的演化趋势,且核心主体地位趋向稳固。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主体的重塑:数智时代的主体遭遇及其教育应对

教育总是关涉主体和主体化,无法回避主体问题。在数智技术时代,人类主体转向一种数字化生存,并遭遇新的数字技术主体。这使得传统人类主体发生了衍变,由一种内在、实在、单一的理性能动主体转向一种外在、虚拟、混合的弥散主体。数字技术自身物质-技术属性与数字资本主义相结合促使了人类主体的异化,包括主体的物化与去社会化、商品化和自我异化。面对数智技术对主体的形塑,需重新邀请并革新主体教育,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数字素养,并承继自我技术的教育,以安顿、重塑主体。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的核心概念,要从更悠远的历史纵深、更宽阔的时代视野、更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协调贯通中加以总体性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立基之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现实关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由此确立了本土化定位的基本依据。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在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中坚定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历程中找准了明确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现代化追求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渗透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原则,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由此展现了全球化发展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传统赓续发展、精神独立自主和文明交流互鉴三方面贯通融合、有机统一的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