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的“智能”统御与主体复归——基于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成为撬动客观世界、重塑个体生活的强大力量。因凭对“智能”技术的隐秘操纵,数字资本崛起并将人工智能塑造成符合资本利益的工具,人工智能的不当设计及资本应用导致了主体生产的遮蔽、真实交往的缺位、本真需求的异化。安德鲁·芬伯格以“技术代码”解构了技术的本质为工具与文化的聚合,揭露了技术设计领域的沉疴,并提出关照公众利益、以技术民主实现主体复归的变革进路。文章通过对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指出应及时规制资本权力对人工智能的不当应用,多措并举引导人工智能持续向善,才能破除“智能”统御,在更高层级实现主体复归。

“微抵制”实践与主体性复归——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探析

“微抵制”实践是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重要内容,展现了权力机制下大众对强权的反抗,表征了大众的主体性觉醒以及对诗意生存情景的憧憬和追寻。“微抵制”实践借助“策略”与“战术”的矛盾关系而运行,大众采取“微抵制”战术,抗拒权力规制下的“策略”的束缚和限制,追寻瞬时自由和闲适生活,以此确证自我的生命意义和主体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显露了人的解放意蕴。当然,“微抵制”实践不同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微抵制”实践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民众的小规模、小范围的反抗,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着眼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强调阶级斗争运动,因此“微抵制”实践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局限性和乌托邦情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异化与复归——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教育者、受教育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异化表现:教育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教育劳动过程的异化;受教育者处于某种程度的异化;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标准和对象的异化,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过程的异化。造成异化的主要原因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策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观念冲击在教育领域里面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复归之路:教育者、受教育者向自身的复归,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过程的复归。

数字劳动异化视域下人的生存困境问题的批判与反思

美国学者丹·席勒认为当今社会处于资本形态转变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这个时代以数据或者数字为中心,完成了资本的创新性转化。数字劳动作为劳动形式的新形态不但没有消除异化问题,而且出现了新的特点。在数字异化劳动视域下人的生存遇到了新的问题:逃避自由与逃避思考、无法弥合的贫富差距、全景式监控下单向度的人。为了进一步解放人,我们要通过扬弃数字异化劳动的方式恢复人的主体性,唤醒无产阶级主体意识,创造真正的美好生活。

数字的遮蔽与人性的复归——试论数字化时代的三重“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当今社会迈向了一个以大数据、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以此为契机,打着“自我实现”的幌子,以更加隐蔽和深刻的方式进行数字劳动异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及精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异化。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们由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自我剥削”,资本的增值欲望在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中覆盖、渗透、塑造着当代新的异化。厘清数字劳动异化的实质,通过科学的批判不断透视事物化现象、戳穿数字资本颠倒的假象,扬弃异化之道,不仅关涉人的实际存在和生活方式,有助于规范数字技术运用,而且可以从思想层面深化和推动人的主体性复归。

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哲学界常谈常新的问题。本文以历史逻辑为起点,阐释主体性思想的主要内涵。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反思当代社会主体性困境,提出解决当代社会主体性困境的对策和建议。这一研究对于推动人类主体性的复归、深化人民性思想、构建人类美好生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劳动异化——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通过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为剖析社会生产奠定了基础。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形式,虽然没有消除异化问题,但不可否认,它的出现为异化理论带来了新变化。通过对劳资关系的重构,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人的主体性的复归。但是这些新变化究竟是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突破还是加固,还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