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学生道德体验 促进主体德性建构

真正有效的学习是一种心智活动,而不是单纯的记忆和理解,而体验是一切心智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学生只有通过体验才能将现实的情景和情感有效地融入到心灵之中。品德由知、情、意、行四个心理要素构成,小学品德课堂教学就需要调动学生主动参与,从知、情、意、行几个方面丰富学生的道德体验,从而促进学生主体德性的有效建构。

德性主体——1937—1946年废名身份的认证

废名原来是一个知名的新文学家、“现代都市里的知识分子”。抗战时期,他回到家乡黄梅躲避战乱,在内地乡间度过了10年的避难生活。避难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改变了废名作为一个新文学家、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赋予他作为德性主体的生命新质。

德性主体性解读之社会建构论视角

社会建构论认为,人的"自我"(即德性教育的主体)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与他人互动的产物,是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自主建构的。德性主体性的建构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德性的本质就是在社会文化实践和话语中建构的,建构论中的"自我"观充分体现了此观点。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德性主体性"这种特征实质上是由情境(从社会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话语和"教育"(知识观与学习观的角度分析)建构的。

主体性的转变:由认识主体到德性主体——蒙培元先生生态哲学思想探析

近些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蒙培元先生的"生态哲学"应运而生。蒙培元分析了生态危机背后的根源,运用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提出了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要转变人类看待自然的方式,转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由西方传统的认识主体转变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德性主体。此外,蒙培元还强调"仁爱"是人对待自然时所具有的"真情实感",人类如果能够"觉解"到这种"仁爱"情感,就能得到儒家所谓的"乐"的体验,同时也就达到了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现代性语境下道德哲学视域中的教师伦理

教师是面向人的灵魂的职业,是最值得尊敬和敬畏的职业。敬畏感和神圣感是教师的情感基础,令受教育者知识得以丰富、德性得以提升是教师的理念基础,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是教师的行动基础。教师除了具备常人拥有的基本德性之外,还必须拥有为教师所特有的更加高尚的德性。教师伦理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在实现教师使命、履行教师职责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体系、优良品质以及必须遵守的教师道德规范体系的总和。德性与德行构成了教师伦理的主体性方面,德性为体,德行为用,体用结合方为型;除此之外,不同层次的行为规范构成了教师伦理的客体性方面。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为师之道不变,若教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丢失了为师之道,那么也就丢失了教师的精神和灵魂。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工具主义似已成为事实意义上的主流文化,问题教师的不断"涌现"令教师伦理成为突出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看来,教师伦理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德性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马克思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现代性语境下,道德哲学视域中的教师伦理乃是一种试图用反思、批判与建构的致思范式,它运用建构性原则和范导性原则,对教师伦理做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沉思,借以给出伦理学意义上的德性构成,指明一种培育和践行教师伦理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诉求。依照教师伦理自身的演进逻辑,现代性语境下的教师伦理会以如下四个环节而展开其自身:教师伦理的先行标划-作为问题的教师伦理-作为环境的教师伦理-作为行动的教师伦理。

从血缘伦理到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时代境遇

以道德教育对象德性建构的主体自觉为核心,从作为道德教育对象主体自觉背景的客观时代伦理出发,遵循从客观伦理到主体德性的道德教育路径,是解决道德教育功效问题的现实选择。立足时代伦理从传统血缘伦理向现代社会伦理的客观转换,现代道德教育的布局原则、内容设置、路径设计,应直面当前实践的拷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机遇,遵从由广泛性向先进性阶梯式提升的主体德性生成路径,注重广泛性,凸显底线思维,着力于社会公德这一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层次,尤其是遵纪守法这一最起码的社会公德,培养道德教育对象的秩序德性、规则德性、法治德性、公正德性。

唤醒美德的自主养德实践

东西方圣哲在“美德”的认识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唤醒美德”“德性主体”“道德自觉”“反求诸己”等,都说明了美德的主体性、自省性和自由性的特质。江苏省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以下简称“梁丰初中”)的“至美少年自主养德学习小组的构建行动”就是围绕初中生品格习养的“自主性”开展的实践。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冲突——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和谐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新时期道德教育理论发展的基本态势

卢建华撰文指出，新世纪，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在理论形态、理论方法和理论主题等方面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包括：（1）关注德性主体的生命性、体验性，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引导主体生活建构，理论形态由注重单维客体内化向多维主体生成转变；

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基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一种探讨

德性在今天被看做要么是主体性的,要么是普遍性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不曾提出这样的论题。不采纳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表层原因是他们都把德性看做属于心灵的,深层原因是他们都认为人始终具有成为一个实践者的可能性,可能的实践的观点取消了提出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必要性。他们不提出德性的普遍性论题的原因,是他们都不认为德性对于所有当下心灵都直接具有普遍性,他们把普遍性看做基于实践者所达到的心灵状态,而人们所达到的心灵状态差别巨大。他们认为,德性含有的普遍性是能够在具有相同德性的心灵上呈现的那种普遍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非常接近地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的问题的伦理学观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德性具有今天哲学家们所称的普遍性,但它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可能、基于德性的心灵展开的可能的普遍性。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一般的意义上,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从政治伦理的高度来解读,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和执政党伦理追求的基本要求。"八荣八耻"凸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伦理理念,蕴涵了我党的执政制度伦理,是新时期我党执政主体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党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毛泽东执政伦理思想研究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执政伦理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执政价值理念,以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多党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制度伦理,以才德兼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德性,以整顿党的作风建设、树立先进道德典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等为具体途径的执政伦理建设。这些精辟的思想在新时期无疑可以引发许多有益的思考。

浅论东西方传统自然观的差异

早期不同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东西方传统自然观的特殊性。文章认为二者存在着“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顺应自然与战胜自然、德性主体和知性主体的差异。这为我们掌握正确的自然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先秦儒家“金规则”的具体内涵和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是一种强调"德性主体"的忠恕之道。它具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先秦儒家的忠恕之道("金规则")以符合封建宗法礼制为外在的目的,这种伦理思想导致了中国封建时期根本没有出现过人格平等和尊严的意识,是现代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须摒弃的消极一面;另一方面,先秦儒家的"金规则"以实践主体的德性和心性修养为内在目的,而且是根本目的,它关注人的行为与其人性的关系并强调两者的合一、一致,从中我们能够挖掘出这种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中的积极意义,即能够为个体的道德自律和社会的制度伦理提供一种由内而外的支持力量。

艺术伦理对主体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的价值干预

艺术伦理对主体艺术作品以及与艺术作品密切相关的艺术活动的各环节都起着重要的价值干预作用。艺术伦理不仅对艺术主体的艺术作品本身提出价值要求,为艺术主体的艺术活动设定伦理原则和规范,而且最终会要求艺术主体在展开各种艺术活动时要具有艺术德性和品格。因此,艺术伦理不仅是关于艺术主体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的伦理,而且是关于艺术主体之人品的伦理。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

如何在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阈内规定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具有前提意义。从其内部构成看,首先它是一种主体性的德性,亦即令行动者、他人和城邦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使之处在整体性的好状态的能力和品质;其次它是一种作为客体性存在的观念系统和感受性存在的社会场域,亦即作为习性存贮下来的类意义上的意识和规范,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环境。事实证明,如何拥有并切实可行地运用意愿中的德性与规范,才是最为艰难的事情。真实动机、道德革命、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构成了一个自我流动、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逻辑,以此为基础,将现象学的致思范式充分运用到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分析和论证之中,便有了结构现象学、价值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其间充满了自我开显、自我转换的内在逻辑。

《易传》三才之道中的生态意涵——一项基于比较环境伦理学的省察

在比较哲学的意义上对《易传》三才之道所内蕴的生态思想作出一项环境伦理学省察,可以为解决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瓶颈与实践困境提供一种思想指引。《易传》所彰显的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表征的、作为过程性与目的性存有的"自然"可以为深生态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提供一种可能向度;《易传》所强调的以"继善成性"为依据的德性主体的责任担当可以为深生态学的自我观提供一种德性伦理说明;而以"感而遂通"为基础的"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的内在统一可以为深生态学在内在价值方面所遭受的理论质疑提供一种较为合理的化解之道。

從“方知”到“真能”——朱子對曾子窮理處事之學的詮釋

智識的探求與實踐,對於德性主體(在儒家而言,就是上天所賦與的仁、義、禮、智的天性)的自我實現,究竟有何意義?對於這個問題,朱子本人又持何種看法?是否如一般所言,他視智識爲自外而至的道德規範、實踐爲將此規範來約制自己?倘若如是,智識與德性主體,在朱子工夫論的體系當中,便成截然二分,兩者之間並無有機的聯繫,而前者對於後者,非但無所助益其成長,甚或根本否認其實存。本文即以此爲問題意識,篇分七節,前三節集中於朱子對《孟子·公孫丑上》“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章與《告子上》“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章的詮釋,主要論證其並未持上述看法,反之,實以智識的探求與實踐爲德性主體最終得以充量推廣與圓滿落實所必不可少的導引與助力。至於後四節,則更以朱子對《論語·里仁》所載曾子的默契“一貫”的解釋爲具體例子,除了細緻整理其對曾子窮理處事之學的各種特點的看法,還進而指出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的學問,在朱子的心目之中,正是德性主體得以徹底明盡與充分體現的方法與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