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人的主体性异化及其回归——基于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的反思

从“媒介是人的延伸”“人是媒介的延伸”两个维度诠释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蕴含人和媒介谁是主体的问题。表面上看,问题难以在网络环境下获得确切的解答,而事实却证明,人是相对于网络媒介在生成意义和价值意义上的主体。可是,作为主体的人却呈现出主体性异化的三种表现:人被网络媒介“绑架”;主体的信息传播权失衡;网络主体的道德失范。据此提出相应的回归策略:人的主体性挺立应当从生成主体性和价值主体性两个方面来考虑;异化的个人主体性必须受到制约,方案是个人主体性的延伸;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规范既要在现实实践中尝试解决,也要探索理论上的方法。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影响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是连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一种传达作者原意的过程,导致译者个人的主体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译者主体性话题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众多翻译过程中,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阅读、理解还是表达,都能明显感受到译者对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支持。该文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影响。随着主体性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译者作为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译者的主体性给文学作品翻译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使得翻译作品更具活力和多样性。

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性

现代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现代化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是资本逻辑的现代化。资本统治一切,使人丧失了现实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人既是价值主体,又是实践主体。人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扬人的主体性,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论智能时代的学生主体性及其培育

如何培养学生合理使用技术并与之共生的能力,同时警惕学生被机器异化而丧失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教学境遇促发学生主体性的后人类转向,使之呈现出增强扩展、隐性让渡、虚化延展与封闭趋同的新特点。教学作为学生主体性发展与培育的重要活动,遭遇着何以为教的知识困境、人师角色的缺失困境、虚实空间的错位困境及教学艺术的遁隐困境。培育学生主体性需要从课程知识的重新厘定、人师角色的回归进化、虚实空间的精准定位以及教学技术与教学艺术的调和等方面来纾解这些困境。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师生主体性的缺失风险与复归策略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育主体在与数字化技术的碰撞下面临主体性缺失的风险。文章从主体性概念的哲学探究出发,解析出师生主体性缺失与技术异化问题的内隐与外显现象。师生主体性缺失自然地发生于教学活动中,内隐且难以觉察;技术异化现象具有外显性,代替主体性缺失暴露在观察者的视野之内。基于视角主义理论,从“人”“教育”和“技术”的三重视角和两两关系审视技术异化现象,构建“三位一体”异化关系分析结构。究其异化原因,追溯至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根基,通过链式逻辑分别演化出“有机体—环境”和“主客体依存对立”的存在模式,进而衍生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不当使用的归因实体。对主体性缺失的现象及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主动遵循数字技术的意向性逻辑、借由发展实践修复师生主体性的缺失、超越原有建构模式以回归师生主体性本身的复归策略,以期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筑牢师生主体性根基。

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理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总之,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理解和积极拓展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进路。

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建构研究

快手类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行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带来多种改变,为农村女性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提供了机会。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农村女性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线上,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呈现与自我消费;线下,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组织与关系重建。线上与线下围绕快手,既内外有别,又相互影响,互相强化。但是,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依然面临社区情理难以改变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呈现依然十分有限,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参与也明显不足。乡村振兴、乡土重建需要重建女性群体与村庄公共生活的关联。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的核心概念,要从更悠远的历史纵深、更宽阔的时代视野、更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协调贯通中加以总体性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立基之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现实关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由此确立了本土化定位的基本依据。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在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中坚定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历程中找准了明确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现代化追求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渗透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原则,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由此展现了全球化发展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传统赓续发展、精神独立自主和文明交流互鉴三方面贯通融合、有机统一的充分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

文化主体性是跨文化视域中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集中彰显,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展现了面向民族文化的整体图景。历史和现实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同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关联。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践履塑造着文化主体性: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主体性以文化基本精神的潜在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从内隐到外显的变革,同时在拓展叙事空间的意义上将文化主体性建构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能动力量:文化主体性强化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自我意识,夯实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同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行动策略上,新时代继续推进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主体性同向而行的关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文化主体性所展开的经济社会基础;深化“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批判信息学:守护信息活动中的主体性

批判信息学聚焦于信息技术应用对信息活动中主体性的冲击,探寻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守护主体性的路径,是对信息环境复杂化趋势的一种学术响应。本文对批判信息学进行溯源,梳理其逻辑合理性和研究特征,认为批判信息学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学认识论,聚焦于信息活动中用户的主体地位缺失问题,从负面作用角度对信息管理活动展开辩证性思考。同时,批判信息学已经成长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以守护信息活动中的主体性为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种研究目标,从技术批判和规范批判两个角度展开,已覆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问题。我国信息学领域有必要将批判信息学作为重要研究方向加以建设,实现从“利用信息技术”向“构建信息秩序”延伸,从服务于被动的用户向提升用户的自主性转向,面向广阔的问题空间展开通观性思考。参考文献62。

媒介素养理论范式的嬗变:内容性媒介、物质性媒介与主体性媒介

媒介素养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思,是社会个体层面的能力塑造,要求个体在媒介实践中保持独立且深度的思考,从而维持人的主体性。以技术发展相伴的媒介形态演进为线索,媒介素养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内容和形式为核心的单向度媒介素养理论范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影响下,当前媒介素养理论应从内容性、物质性和主体性三个层面展开:在内容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自觉而能动地获取、接受、理解、分析、评价、创造和分享媒介内容;在物质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与媒介本身断连或连接;在主体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在“人-机联合体”中以人的主体性为尺度,实现人机协同关系的动态平衡。

“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村治的“私”化:激发村民主体性的基础逻辑——基于水城区积分制实践的社会学阐释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内生性治理力量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内生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由此阻碍治理有效乃至乡村振兴目标的推进。水城区的“诚信积分制”从村民主体视角出发,以清晰化逻辑将村级“公务”具象化为个体层面的“私务”,基于村民“私”的行动逻辑与家本位观念,人为构造出个人行为与自身、家庭成员及全村利益关联的行为责任连带机制,由此驱动村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同时,在物质利益和面子心理的关联下,村民的行动单位逐渐由家户之“小私”朝着乡村社会之“大私”演进,制度建构的连带公共治理义务被内化为村民的自发参与行为,现代村落共同体日渐生成,村庄有效治理目标逐步达成。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跨县搬迁社区运行逻辑及反思——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视角

跨县搬迁社区秩序重建是一个涉及主体、空间、要素和制度的动态复杂过程。本研究以云南省昭通市J安置区为例,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主体-空间-要素-制度”四位一体分析框架,考察跨县搬迁社区的运行逻辑。“断根”阶段的行动目标是“断穷根”,此阶段社区行动更多指向迁出地传统行动机制延续及再生产;“融入”阶段的行动目标是“能融入”,此阶段社区行动主要包括就业生计、社区治理、社会适应、民族融合行动等。现实经验看,安置区内多元行动主体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延续传统生计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融入”行动重塑也面临就业生计重塑难、社区治理重塑难、社会适应重塑难和民族融合重塑难四重困境,由此使跨县搬迁社区运行呈现“搬迁未断根”与“安置难融入”共存的实践特征。破解上述困境必须从衔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出发,一方面聚焦大型搬迁安置区的现实问题,健全以属地为主、迁出地为辅的协同工作机制,完善县域公共服务,避免安置区陷入社会化“孤岛”;另一方面重塑共同体意识,健全安置区自治体系,强化搬迁群众内生动力,提前谋划过渡期结束后的社会融合议题,切实规避“扶而不退”的负面效应。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性价值的提升策略

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和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高校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性价值虽然不断扩展和延伸,但是其仍然面临被长期边缘化、对自身主体性价值缺乏全面清晰的认知、常态化超负荷工作的严重挑战。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应通过掌握新媒体技术,推进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创办高水平英文期刊,提高显示度和贡献度;坚持学术研究,走学者型编辑之路;进一步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高校管理层应通过建立学术期刊编辑双职称、双身份管理模式,科学细化职责分工,完善出版队伍建设并加强制度支持,从而提升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性价值。

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实践及其中国立场的文明价值观观照

“文化现代性”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伟大实践必须直面的理论境遇、必须认真对待的知识论意义上重要而直接的文化资源。文化现代性以强制的方式进入中国精神文化内里,中国文化在被动、不情愿中经历了现代性的深刻规制和全面洗礼,但在一定程度也获得了“现代性”的新品质,获得了在观照世界、自我反省中建构自主性的无限可能。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因素无疑是民族文化自我丰富的肯定性成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要不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对此有充分性觉识。受启蒙现代性理念和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践的外在性规制,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文化主体性遭遇多重冲击,陷入非自信、非自主、被挫败的尴尬境地,以至于对自身历史传统、文化、文明、制度以及价值观等产生怀疑,文化主体性被边缘化了。立足文化现代性辩证重建的视野和文明价值本位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实践新类型、文明辩证法新逻辑、人类精神生活的典范性创制和超越性智慧。身处“世界中国化”以及“中国世界化”复杂交错融通的场域中,“文化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形象”塑造的这一更为根本、更具长远战略意义的工程,其所遭遇的文化现代性挑战和价值难题,既有全球性的普遍特质,更有中国现实的典型表征。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农民的主体性困境及其破解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基本原则。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尊重农民的主体性提出新要求,但帮扶模式失策、认同失效和农民失能等因素消弭了农民的主体性,使农民陷入主体地位虚置、主体身份认同较低、主体性缺失等多重主体性困境。因此,唯有从权能支撑、认知提升、利益激发三个维度加以破解,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才能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不竭的内在动能。

试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价值、生成逻辑与实践要求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立得住、行得远,发挥强大精神力量的根本依托。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是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不是他人赐予的,而是通过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新时代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着力点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建立自主文化体系和坚定文化自信。

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的主体性困境及纾解路径

主体性问题一直是无数思想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是人类同其他一切存在相区别的典型特征。随着数字技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使用,公民的生产生活更加倚重于数字技术这一载体,数字化生存业已成为近在咫尺的现实。数字化生存天然所具有的“赋能”本质不断驱动公民主体性的发展,但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公民生存的过程中,对公民主体性的应然发展却也实然落空,数字价值茧房弱化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数字全景监狱阻碍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数字异化劳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因此,亟须积极探索纾解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困境的路径,从技术、公民和社会层面协同发力,最终回归公民的主体性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