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主权中国和主体性中国——对汶川地震中国家认同观念的思考

自然灾难的频发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其内涵具有浓郁的文化意味;主权中国使中国在世界舞台获得了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体资格,而主体性中国的内涵意味着中国通过主动的创造性活动影响世界的能力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汶川地震使主体性中国的内涵获得了充分的绽放,这种绽放的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

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

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主体性与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邓正来先生的思想遗产

“主体性中国”概念在邓正来先生思想脉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构成了邓正来学术思想中的一个统合性概念。作为其理论建构的“阿基米德之点”,“主体性中国”概念构成了邓正来先生对于中国法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重大贡献。对于“主体性中国”概念的复杂性和可能的混淆之处,邓正来先生以“虎口”“狼口”的隐喻做出了明确的警示。中国需要何种法律哲学?“主体性中国”概念既为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设定了实质性的问题,也具有极强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主体性何以丧失:新文化运动以来外国文学译介的另一后果

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抱着救国、锻造新文学、塑造新国民等宏大目的,以虔诚之心、亦步亦趋地把欧美各国分别确定的经典视为世界文学经典而大力译介,唯恐译介过程中在字词句上失去了原作的准确性,结果提供了远离英、法、俄、德、美等文学大国之历史真相的文学知识,彰显了其他国家的文学史观,甚至原本是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及其主人公言行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践行,进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学所表达的审美惯例及伦理要求被瓦解,中国主体性被自觉地失落。其实,中国的所谓"世界文学"经典,在欧美各国多指用其国语书写的文学,目的是为民众构建民族认同、彰显自己国家的伟大;相应的,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应充分运用自身丰富的传统文学资源,以有效构筑中华民族认同、建构有审美传统依据的生活秩序,而不是用外来文学替代、诋毁、颠覆既有的文学体系及其所包蕴的伦理、美学。

中国在主体性探索中的自我觉醒与蒙蔽

"何为中国主体性"的历史凝思引申出一系列问题,并显露出中国的自觉与自省。然而,"思"之广延性的无限可能一方面并不能穷尽蒙蔽我们的魅惑,另一方面也在制造着新的魅惑再度遮蔽我们的视野。中国主体性之思恰恰就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觉醒"与"自我蒙蔽"的思想循环中进行,觉醒与蒙蔽既针锋相对,同时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构建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学派的反思性探索——评李俊清教授《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把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尝试建构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理论,探索和形成中国公共治理学派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和实践意义。李俊清教授作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研究的“执牛耳”者,[2]在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的拓荒之作后,近些年涵泳族群发展与族际和谐的公共治理研究,近期出版的《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一书则是这方面向内拓深、精耕细耘之作,尝试、求解与自证了建构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的本体化理论阐释与现实呈现。

中国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存在。基于“天人合一”的中国宇宙观表述,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文化精神是顺天道而立的。自强不息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精神,不断为中国历史所证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战胜种种内忧外患,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主体性文化精神。在封建主义统治的时期,由于阶级对立关系的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分裂为相对对立的“两种文化”。对统治者来说,被统治阶级的自强不息显然会带来对统治秩序的损害,因此,销蚀被统治阶级的自强不息精神是统治者的必然选择。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自强不息精神的新自觉,先进人物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时,同时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反僵化和创新的因素,复兴了历史上的自强不息精神。

新时代历史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构建逻辑及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源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既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也不能圆满回答中国的发展问题。历史研究回归中国本土,构建中国“主体性”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史学界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华文化发展新需要,基于学科自身发展演变规律提出的新思考,符合时代逻辑。其本质是基于文化认同,依托高度文化自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提炼出富有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本土化概念、理论和观点,在揭示中国道路特殊性的同时,为世界贡献有益的经验和智慧,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选择。

“历史化”与探寻中国主体性的阐释学实践——贺桂梅《打开中国视野》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历史化”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口号。近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上,这一概念甚至以“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为题,成为年会的首要主题。参会学者阐述拓展历史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济全球化和法律趋同的进程,使中国法学在面临全新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全面的挑战,并直接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深刻的问题。邓正来先生就此撰文指出,当下中国法学的根本问题,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法学场域的主流理论,皆受制于一种“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据此,中国法学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该问题的提出,在法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包括批评和交流。本刊择取若干论文,连同邓正来先生的回应予以发表,以期将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向深入。

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

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刑法教义学既包括教义学方法,也包括教义学知识;教义学方法是无国界的,但教义学知识是对一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所作的解释,因而是有国界的。德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均取决于正犯,因而决定了其共犯理论必须采取实质客观说以区分正犯与共犯;而中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是截然可分的不同层次,因而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采取形式客观说就足以解决问题。中国刑法和德日刑法对侵占罪规定的成立要件并不相同,"拒不退还"、"拒不交出"在中国的侵占罪中是一种客观处罚条件,是独立的行为要件,因而不能将其融入"非法占为已有"的含义之中。中国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以中国刑法的规定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受其严格约束;要真正构建中国的刑法教义学,必须唤起研究者的主体意识。

中国法治进程路向选择问题的前提性分析

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视角出发对中国法制进程路向选择问题的时空背景进行考查,就会发现对这一"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存在"的理论研究必须建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而对"主体性中国"的理论建构则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中国法理学如何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20世纪30-40年代,法学家蔡枢衡揭示了中国法学不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创造的法理学自觉发展之路。蔡枢衡的努力为中国法理学设定了直接勾连在一起的两个问题:中国法学如何关注现实问题?中国法学如何自觉发展?在思考蔡枢衡所开放的这一问题的基础上,60多年来,中国法理学进一步思考中国法学如何关注社会现实这一问题,并从对个体性中国的诸多思考中进入到对主体性中国的思考过程中。

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评估的几个问题

如何评估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不是一个单纯的音乐问题。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实质上是一种“理论危机”;中国音乐需要现代化,但现代化并非“西化”。

论早期奥剧改编中的“中国主体性”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2年至今,伴随我国古典戏曲改革和现代话剧的诞生及发展,奥尼尔在中国的影响渐深渐远、历久弥坚;然而,在我们选择、吸收奥尼尔的过程中,"中国主体性"作用却十分明显,不容小觑。

重塑“中国人主体性”--徐复观主体价值论的演进逻辑

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之下,徐复观以“中国人主体性”为核心概念和逻辑主线,试图在历史文化中重建中国人的主体价值体系,以抉发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与文明特质。他以“心”为切入点,着力发掘道德、艺术与政治主体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性与实践力量,这既开启了中国人的生命美善之境,又发见了“类主体”的共同体存在方式,以中国式的主体生成路径诠释了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意涵,其落脚点正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重塑中华文明的价值自信。

重建中国文人画:世界艺术史的守约与期待

21世纪的世界艺术史与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已经将中国画的传统守约与创新制衡点呈现。从世界艺术的多元化来看,中国绘画学的主体特性与价值约定使得中国文人画的重建势在必行。重建沿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传统的"外师造化"原则将在生态文明中实施话语建构;其次是"中得心源"在多元主体的艺术心理中重建自我内心创造愿景;再次是在跨文化的当代艺术对话中建立本土化的文人画审美体系建构。作为主体约定的中国文人画则会将以上三者作为现实题材的创新、笔墨融新与学术体系的精神"替变"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