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探讨

法的现代性特别是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是整个"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必须进行语义和语境分析的哲理性思考和历史性考察;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包括"法的现代性"问题,有中国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境遇,因而形成了我们面临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即"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和必然要面对的"双重巨大压力";面临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特殊难度,又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主体性智慧和妥当的实践性对策。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法的现代性建构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统揽全局、影响深远的指导思想,"中国法的现代性建构"是我国法制建设贯穿围绕的基本主题;我们不仅应当从逻辑关系和功能作用上把握两者的关联关系,更应当从两者所贯通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和"正义-和谐"三项实质内涵上深度挖掘其关联关系的内核;中国的"现代性"包括"法的现代性建构"问题,由于有中国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境遇,因而形成了特殊复杂性,即"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面临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特殊难度,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主体性智慧,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思考"中国法的现代性建构"的对策性选择,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看法。

“文化区隔”与底层教育的污名化

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区隔学派在揭示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对应关系上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建构的概念化、类型化、标签化的养育文化研究容易忽视中国本土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养育互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情境性,从而出现了贬抑底层养育文化和教育智慧的倾向。本研究认为,阶层教育学派的研究渐趋变成只有"阶级",没有"教育"的学问;只有"结构",没有"个体"的学问;只有"斗争",没有"融合"的学问;只有"区隔"没有"普遍人性"的学问,亟需新的理论理解和视角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