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知识异化:儿童主体性知识生活的创生

对课堂知识生态进行认识论意义上的现场还原,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儿童的知识生活和知识处境。传统认识论中的儿童面临着客观知识主观化的知识异化,也面临着师生的知识代沟和交往互动中的对象化。基于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观,儿童在“前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身性知识、实践性知识、生成性知识等来自生命本体的主体性知识,具有更高的教育本体性价值,恰恰是课堂知识生产的入口和通道,能够帮助儿童获得解放了的“知识生活”。教师和儿童的知识角色将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儿童是知识的拥有者和生产者,教师是从事儿童知识分析、延伸的引导者,课堂随之成为知识创造之途与创新人才培养之场。儿童主体性知识生活的创生,是中国式课堂教学评价乃至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核心维度。

主体性知识建构的具身范式——兼论教育的人本坐标

人的情知意发展需要基于主体对自我的综合性认知,后者需要遵循心脑机体的发育规律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规律、科学规律、人类文化规律等;主体性知识正是用以支撑人的主体性价值、特征、概念、经验、理念与认知能力的个性化知识的理性概念。当代教育出现了人本价值坐标错位、认知目标偏倾等严重危机与弊端。为了匡正现行的教育弊端,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型的主体性知识观及其教育价值观、方法论与评价标准体系;其中,深入揭示主体性知识之建构内容、心脑机制和认知操作方法,当是更为迫切和亟需解决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

辛西娅·欧芝克小说女性的知识主体性研究

女性的知识主体性研究是对女性与知识关系的历史考量,辛西娅·欧芝克小说中塑造了几位典型的知识女性,是对新时期重构民族知识话语权的思索。本文从女性对知识的认知、评价以及知识生产角度分析欧芝克的三部小说,解读犹太女性的科学知识观及民族知识观,从而论证知识主体性对女性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由于种族、性别、文化等因素,女性在某些知识场域仍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我们应该继续进行知识话语的协商。

主体性:知识分子的灵魂——以倪吾诚与文仲形象之比较为例

文章从探讨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视角切入,来对《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和《侏儒》中的文仲进行比较。两者都是由于缺乏主体性而造成悲剧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倪吾诚根本无法意识到悲剧的根源,文仲意识到自身悲剧性却无法挣脱命运的裁判。而主体性的缺失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休戚相关。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书写对于当下文坛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也有所启示:追问自身和追寻主体性,无论对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严肃的话题。

公共性的追求与辩护——西方知识论范式转换的反思

如果把西方知识论范式划分为实体性知识论、主体性知识论和准人类学知识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称为人类学知识论范式。只有它实现了对西方知识论范式的真正超越。由于知识论范式对知识论的致思理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知识论又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奠基。因此,理解、反思西方知识论范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

概念本土化:近代中国的社会服务语义溯源与演迁

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的关键概念,自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中国后沿用至今。通过回顾近代中国社会服务概念的翻译过程和语义演迁发现,社会服务概念本土化从由外向内的知识引进出发,经由内生主体的自主阐释,走向了国家话语的意义表达,将具有西方宗教意涵的社会服务转变为适应中国本土化与现代化的理解。这一方面源于其所表征的“助人行为”被赋予了公共事业和专业方法的双重叙事,另一方面亦承载了国家意志对民族重建和社会团结的现实需求。两个方面共同反映社会服务概念谱系与本土情境的同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主体性诠释进路的理解。

试论数学解题活动中的元认知

结合数学解题活动，阐述了数学元认知内容的具体表现：数学元认知知识，包括主体性、客体性和策略性知识；数学元认知体验包括修正目标、改组元认知知识和激活策略；数学元认知监控．

负重任而走远道——费孝通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思想启迪

身处全球化乃至"后全球化"逆流之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接过前辈知识分子"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接力棒,而且要迎面全球性"思维失效"的进退维谷,肩负起中国社会科学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担当。以江村研究为线索,追溯费孝通先生由青年成长为具有世界前瞻力的大师的历程,可以看到费先生接续承继了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精神世界立足点和"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思想主轴,并在"亲师取友"的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中获得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地持续不懈"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这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地接力与成长带来了启迪。

从返身到反身：穿越大类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深层理据

当下高等教育的困境并不在于知识广博的欠缺,而在于如何让外缘性知识经由返身和反身的双重建构后,内化为具有认知意义的主体性的知识,并让此知识在返归于生活世界中获得创生。知识从返身到反身的四重建构路径为视界融合之重构、形上抽象之重构、知识反身批判之重构、主体反身改造之重构。

国际法史学视野下格劳秀斯的现代性迷思

根据传统国际法学的主流观点,格劳秀斯被尊称为“国际法之父”,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享有崇高地位。在晚近二十多年国际法史学兴盛的背景下,西方学界从文本和事件的视角开始重新考证格劳秀斯“国际法之父”的地位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格劳秀斯现代性问题。进一步考察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格劳秀斯在国际法学内部的地位演变过程,可以推进对格劳秀斯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在19世纪的国际法学叙事中,格劳秀斯并未享有当然的特殊地位,其著作往往是与维多利亚、沃尔夫、瓦特尔等公法学家的著述被并列引用和提及的。格劳秀斯被奉为“国际法之父”,是20世纪欧美国际法学界合力推动的结果。从知识发生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格劳秀斯的现代性问题,能够在认知论和本体论层面深化对国际法学欧洲中心主义要素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