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主体性解释模式批判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其中论文、专著的数量之大是引人注目的 ,而学术观点的丰富、多变也同样是引人注目的。可以说 ,这是一个探索的时期 ,也是一个变化的时期。所谓“变化” ,其涵义是 :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的诉求 ,改变了既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 ,增强了研究者的个体化倾向 ,导致了问题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如果说 ,既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往往是“经典→问题”的模式 ,那么 ,9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更多地采取“问题→现代西方哲学 (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性工具→经典”的方法。这种变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域、问题及论证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以致某些论著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界不像它应该有的那样清晰。这既有着逻辑的和现实的深刻根源 ,也是探索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对这种转变的功过作出客观的评价似乎还为时尚早 ,但及时地反思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却是必要而意义深远的。这种反思能使我们更加清晰、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 ,同时也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有鉴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分别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召开“唯物史观的理?

制定法上的舞者——关于司法解释的另类解读

在现代复杂社会中,法律解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对传统的制定法主义进行反思,从法理上看司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制定法主义及其固有的局限性构成了司法解释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础。从司法解释的主体角度看司法解释具有有效性。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将法官囿于严格的法条主义注定是失败的,如何界定司法解释在法治图景中的位置是横亘在法律人面前的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内涵于如何处理好司法权与立法权及现代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

论法官的解释

以往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基本上是界定在有权解释的立场上,而很少谈论尤其是承认法官解释。法律解释的转向即法律解释从机关解释向法官解释的转型,使得我们认识到法官解释的重要性。恰恰是法官解释的存在,使得法律所承载的社会正义观念得到了真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