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资本及其终结:重申《资本论》的政治结论

以主体性资本的理论弱化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政治结论,不是对《资本论》的科学解读。说资本是主体,并不意味着人(无产阶级)不是主体,资本不可战胜。资本的主体性既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绝对的客体性”,也不是被设想出来的“虚假的主体性”。资本寄生于人,并把具体的工人个体“整合”为无产阶级来剥削。资本的主体性始终源于人对主体性的让渡,但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就此退场,反倒一次次被赋予又一次次被抽离。“工人是自由人”、资本的人格化具有必然性。资本要不断增殖,工人就必须始终作为主体,以更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即阶级主体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作为主体的人以去主体性的主体活动,始终实现自身和外部环境的更新。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作为变革的目的和条件得以清晰,变革的心理基础得以奠定,理性精神的启蒙和历史性实践的启蒙得以会盟,它们将一同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性实践开辟道路。

企业价值观的不同对劳动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以电影《摩登时代》《桥》为例的对比分析

主体性是指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劳动过程的客观因素和主体性因素,指出了劳动者主体性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在企业中,劳动者主体性的发挥和企业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在不同的价值导向下人会有不同的行为与表现。本文将以《摩登时代》和《桥》为例,对比分析企业价值观的不同对劳动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并对当代企业价值观的塑造提出一些建议。

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性逻辑,深度阐释该逻辑需要回答两大基础性问题:(1)在马克思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是否具备现实基础?(2)在以批判、对抗和斗争为主要话语范畴的唯物史观框架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如何安放?换言之,唯物史观何以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在抽象的价值观批判和资本逻辑一般批判语境中,这两大问题是无法深度澄明的,必须开启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与资本主体性逻辑相对立。资本主体性发展至当前,面对普遍化、深层化的现代性危机,其强制性输出原则难以为继,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的历史必要性由此得以显现。以主体性退缩为基本条件的资本创新推动了当代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由此具备了现实可行性。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的历史指向不是"主体性的黄昏",而是共同体的公共性发展。这表明,公共性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公共性逻辑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向度。唯物史观的公共性向度不仅超越了现代主义哲学的单一主体性思维,也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公共性问题上的虚幻性、抽象性、虚无性,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实哲学基础。

唯物史观视阈中资本主体性的僭越与谵妄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质上是资本主体性批判。资本主体性是资本权力与形而上学绝对同一性的联合,是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人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幻影,因而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只有人才有主体性,或者说,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资本主体性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资本主体性表现为拜物教式的谵妄。在拜物教的"三位一体"中,资本拜物教是最后的、也是最神秘的形式。因此,瓦解资本主体性,必须从扬弃物化入手,而扬弃物化的根本在于铲除物化产生的私有制基础。只有在扬弃私有制的现实运动中,才能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中把握人的总体性,在总体性中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的资本主体性探究

在批判黑格尔绝对精神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体性思想,以资本及其主体性特征为线索,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思辨批判向现实生活批判的转向。资本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主体,资本主体性在资本主义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资本较之于劳动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具体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控制权,在资本主义后生产过程中则表现为自身强大的价值通约性。马克思的资本主体性思想对我们认识当今世情、国情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资本主体性批判:马克思主体性批判的现实维度

主体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体性存在内在契合。资本主体性是指资本反客为主,攫取了人的主体性,成为吞噬和控制一切非资本之物的霸权,并最终导致"人受抽象统治"的生存状态。主体形而上学通过确立资本的主体地位在现实层面实现了对人的统治。马克思通过理论和经济层面的双重主体性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体性的虚幻性,把人从资本统治中解放出来是马克思寻求的人的解放之路。马克思主体性批判采取了社会历史批判方式,不仅对主体性的"副本"进行批判,还对主体性的"原本"进行批判,对资本主体性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体性批判的现实维度,彰显出马克思主体性批判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体性的分化与歧变逻辑——风险社会生成的制度根源

风险社会是对当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进行刻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当前的研究中,大多数侧重于分析与探讨风险社会的应对策略,相比之下,客观理性分析风险社会生成机制的研究显得不足。应以探索风险社会生成的制度根源为目标,从资本的主体化逻辑来梳理和呈现资本这一因素在风险社会生成中的作用机理。资本的主体化逻辑可区分为总体性逻辑、扩张性逻辑与矛盾性逻辑三个维度,通过层层分析来建构资本主体化逻辑与风险社会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理论思考。

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方式。

现代性总问题与《资本论》的现代性批判

现代世界是以现代性为主导的世界,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是许多伟大思想家的共同视域。在这些思想家中,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对现代性问题最敏感的人。为了克服现代性总问题导致的人类生活的普遍分裂状态,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从理性与现实同一的原则出发,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批判。但是,当黑格尔将理性与现实进行和解的现代性批判,最终把握为概念向现存世界彻底妥协的时候,马克思则通过诉诸资本批判真正超越了前者。《资本论》的现代性批判,既指明了资本在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对人进行全面统治和奴役的“同一性逻辑”,又强调了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正是通过对资本逻辑内在否定性的深刻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代性批判,“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洞悉到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毁灭的种子”,回答了“人的自由解放之谜”,具有在根基处瓦解西方现代性体系的革命意义。

资本的精神向度追问——从《21世纪资本论》谈起

西方现代性发育的现实制度形态是资本主义制度,主体性资本的形成最终形塑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体性的揭示。资本对当下人类生存世界的座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被资本所操控。当代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主体性与资本主体性的双向趋同。《21世纪资本论》对不平等的分析仍然停留在物质化的资本层面。21世纪的当下,整个社会仍然受资本主义精神的驱动,并被锁定在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系统中。资本带来了人性积极解放的同时造成与"他者"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深层次地体现了资本的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统一。

《资本论》的哲学主线:资本逻辑及其扬弃

在当代视域中重新研究《资本论》,应当打破学科壁垒,开启"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视野,重新彰显《资本论》原著本身的有机总体性。《资本论》及手稿不只是经济学著作,更是"哲学"著作;不仅有经济学线索,还有其独特的哲学线索即资本逻辑及其自我扬弃。在《资本论》对社会总体的再现中,资本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呈现为主体性范畴,而资本逻辑则表现为"主体性逻辑"。具体来看,资本逻辑表现为扩大再生产的动态结构与总体化进程,蕴含着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全面发展生产力与限制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孕育着从无限扩张到自我克服的演化趋势。

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大学分层现象审视

大学分层现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发现,大学分层现象的产生与固化是主体性文化资本、客体性文化资本和体制性文化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资本是大学分层现象产生的驱动因素,而地位较高的大学又能集聚更多的文化资本存量,进而固化大学的分层。由此,大学分层经历了"文化资本的拥有——分层现象的产生——文化资本的叠加——分层的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教师和学生为代表的主体性文化资本应成为大学发展的根本因素。

浅析文化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是主体性文化资本、客体性文化资本和体制性文化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在主体性文化资本的作用下,相互促进,进而实现学生高校毕业生文化资本的增值。其中,主体性文化资本对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起着基础性作用,它能够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提高其就业质量。这需要高校自身、专业教师、学生工作者三者齐抓共管,多举并用,通过专业大赛、知识提升、技能培养等多种途径和方法促进高校毕业生文化资本增量,以便获得更多的就业竞争力,从而找到更好工作。

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虚体生产日益上升为关乎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生产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与数字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特殊功能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上的虚体生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形式。虚体的全面介入为主体生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并衍生出更具普遍性和弥散性的数字异化。现阶段的虚体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将数字权力批判作为自己的当代课题,并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探索数字正义社会的建构。

“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演进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时代基础与世界意义

在当前理论研究中,不论是对于科学阐释诸多相互矛盾冲突却又同时在场的重大时代问题来说,还是对于深刻澄清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来说,我们都亟须对“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演进趋势、内在张力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度剖析。以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内在原则即资本主体性逻辑进行历史性分析,可以发现,“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是资本主体性发展的“抛物线拐点”,演进趋势是从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内在张力是资本主体性逻辑与共同体公共性逻辑的激烈博弈。这表明,虽然“中国方案”在当前遭到部分资本主体性输出大国和“西方中心论方案”支持者的质疑和反对,但由于它本质地把握和顺应了“百年变局”,因而必将成为当代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性选择,进而在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推进现代性世界历史迈入新阶段的征程中彰显其深远意义。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唯物史观基础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格局,因而从理论上系统阐释该理念也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任务。面对相关研究派别对这项任务的主观化牵引以及在传统唯物史观框架中整体安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公共性逻辑的理论困难,我们需要深度阐明“唯物史观何以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如何以唯物史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重大基础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在整体上与唯物史观相一致,是因为后者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虚幻公共性的同时,也内在地蕴含着客观的、辩证的、历史的公共性逻辑。换言之,公共性逻辑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维度,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在整体上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以唯物史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分析,通过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代坐标、当代危机与当代创新,我们可以对“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必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等前提性问题做出符合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现实的深度解答。

中英两国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差异——基于PISA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布迪厄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并将其分为制度性、客体性以及主体性文化资本三类。研究选择PISA2015数据集的英国和中国学生样本,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学生的三类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整体上来看,制度性、客体性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性文化资本中的父母情感支持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学习支持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看,英国学生的制度性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在中国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仅对学生数学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中国父母的情感支持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英国父母的情感支持对子女的数学、科学成绩没有显著影响;父母的学习支持对中国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英国的学生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英国父母的家庭教育资源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发现,性别维度上的中英两国学生文化资本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与总体结论保持一致。此外,中国学生的客体性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学业成就贡献最大,英国学生的制度性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贡献最大。

中国道路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基于现代性生成逻辑比较语境下的探析

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眼中,西方现代性逻辑先在地具有普适性。然而,西方现代性逻辑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理性与资本的双重导向下,现实地表现出资本的扩张性、价值的一元性及道路的唯一性的霸权主义实质。中国道路的发展之所以没有采取西方模式、落入西方现代性逻辑框架之内,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源。从现代性发展的主体来看,中国难以产生西方"原子式的个人";从现代性生成的文化基因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地拥有化解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元素;从中国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指导理论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中国化发展拥有超越现代性的现实张力。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生成逻辑的比较,从根源上再一次证明了中国道路并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复现。中国现代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道路以其独特模式为化解现代性冲突、开启新文明类型创造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