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女校长的主体言说与无声抗议——以湖南《大公报》的报道为中心

1922年省立三女师校长欧阳骏和省立一女师校长童锡帧相继被湖南《大公报》推上舆论前台,成为受众注目的中心,尤其是"省立一女师学科不完全"问题披露后,引发知识界精英男性长达1个月余的联手围攻。梳理此期发表的相关报道,发现她俩应对策略迥异,前者采攻势,后者采守势,相映成趣;将两事件置于湖南特定的历史境遇下考量,可解读出女校长成为报道中心的原因所在,进而了解民国时期职业女性面临的尴尬处境及背后渗透的社会性别权力博弈。

子君——男性主体言说下扭曲的女性形象——《伤逝》散论之三

《伤逝》中的子君,是个令评论界争论不休,迷惑不解的人物。无论是涓生的“怒其不争”,还是鲁迅的“哀其不幸”,都是被潜在的男性主体意识扭曲了的误解。涓生将她的“奉献”曲解成“索取”;鲁迅则把她的“刚强”当成了是“柔弱”。对这个谜样的人物,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言说与沉默之间——论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主体性问题

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主体性是影响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强调“人的文学”到强调“非主体性”再到后现代的多元渗透,在言说与沉默的两难状态下,当代文学研究者不断寻求自身的突破。

魏晋南北朝言说主体对中国当前批评的启示

以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建构独特的美文化文体为参照,反观中国当前批评家,存在批评思维的理性客观与批评方法的机械单一,批评态度偏激与缺少折中和公允,充满媚俗迎合与广告式批评,批评精神缺失,批评姿态过于功利等弊端与不足,此外各种炒作、棒杀与争斗在批评界不绝于耳。文章在参照中反思,在比较中拷问,为中国当前批评家的自我改造和文体建构提供镜鉴。

何人言诗:对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主体的追问

对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主体的研究是被学术界长期忽视的问题之一。出于传统文论的庞杂、零散的特殊理论形态,要对言说主体做具体身份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言说者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上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诗性。

魏晋南北朝言说主体对中国当前批评的启示

以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建构的美文化文体为参照,反观中国当前的批评家言论,发现其存在批评思维的理性客观与批评方法的机械单一、批评态度的偏激与缺少折中和公允、充满媚俗迎合的广告式批评、批评精神缺失、批评姿态过于功利等弊端和不足,此外,各种炒作、棒杀与争斗在批评界不绝于耳。在参照中反思,在比较中拷问,为中国当前批评家的自我改造和文体建构提供镜鉴。

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主体心理动机分析

文论言说主体对文学现象所关注的焦点、角度以及方法,总是与批评主体的现实存在问题密切相关。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言说主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意识和自我身份期待。古代士人进行文论言说的心理动机主要表现为载道型、实用型、审美型等层次。

中国艺术理论的当代言说

当代中国艺术理论与西方有密切关联,无论是概念还是体系,都深受西方影响,因而与西方主导的世界艺术理论体系有较多共同之处,这有助于中国艺术学界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与交流,然而完全照搬或遵从西方所确定的标准,会给中国艺术理论研究造成颇多危害。因此,探讨中国艺术理论的当代言说主体、言说客体、言说策略,建构当代艺术理论研究的中国方式迫在眉睫。同时,应与西方有效交流互鉴,以中国视角进行国际化表达,向世界展示中国艺术及其艺术理论的魅力和特色。

作家主体精神的两种言说:比较《酒徒》与《李自成》

比较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小说创作空间,探究小说的形式意义与读者的释义过程,总结作者主体精神在小说语意表述上的不同模式。二者间的差异并未掩盖作家主体精神的内在一致,他们保持着艺术良知,在被动适应社会中坚守个体精神、拒绝同化,保持并借助与中心话语的疏离,远离政治或俗世。

意识形态规训下个体主体性言说的艰难——结合丁玲等人的批评文章探究《我们夫妇之间》受批缘由

《我们夫妇之间》蕴含着受规训的知识分子个体主体性言说的叙事策略。小说潜藏着抵制、消解了权威意识形态的话语声音,体现了被规训的知识分子对权力话语的潜在抗争。"丁玲"式的批评彰显了知识分子型文化管理层群体操持文艺批评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趋向;对萧也牧的批判体现了新政权占领城市时,革命话语面临被抵制、消解时产生的焦虑和警戒意识。批判活动标志着以"指导文艺思想、文艺运动"为职责理念的《文艺报》编辑群体有组织地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一次权力实施。建国初,国家政权致力于建构革命话语权威地位,这次批判活动与该策略紧密相关。

诗人言诗——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主体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主体多是具有文学创作才华的诗人作者,他们在文论活动中融入大量的情感和个体体验,并以之作为认知文学对象的基本方式。可以说。

女性失路的悲歌——论《暖》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

由霍建起导演的影片《暖》以表层诗意化而内核残酷的叙事方式,呈现出女性真实的一种生存状态。文章认为影片中女主人公暖对自我的定位始终未能挣脱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樊篱,她无意识中认同了"他者"形象的角色预定,不能清醒地认识自我主体的价值与生命存在的意义。影片揭示暖在对待婚恋与家庭等方面都表现出被动、无力、茫然、困窘和绝望,在她身上,体现了女性成为"第二性"其主体意识旁落的无奈与悲哀。

文学语言诗意逻辑的生成与存在主体的意义建构——以宋词语言为例

语言是文学艺术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是言说主体"由艺进道"进行自我主体性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与方式之一。使用不同性质的语言符号进行文学艺术的编码创作活动,暗示了"文学场"内外参与者对权利话语的冲突与斗争。在诗性语言符号建构的艺术文本世界中,融入了创作者自我生命情感体验和审美想象的"世界",是一个流动性的虚拟想象世界,展现了言说主体对"他者之自我"的理想追求。被言说的万物以饱满的诗性能量进入并呈现于这个世界中,与言说主体相遇,打开了一个双向沟通的召唤式意义图示,从而实现对言说主体存在意义的深情呼唤与敞开。

摆脱幼儿教师的言说困境

摆脱教师言说的困境,是开展教育科研的首要任务;基于一种有实践作底的研究和一种有理论深度的实践,实践家的言说或可因其言行统一的特点而在教育研究领域内独具信服力;采集来自教育情境的具体而微的经验,形成既深且微的话语体系,是行动研究的深化,也是教育研究改革的重要一环。

为离开而离开——《我弥留之际》的主体逃离

雅克·拉康言说主体的建构过程表现了在现代理性的背景下对于内部碎片和主体异化景象的恐惧,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则再现了一首关于人主体性的悲歌。本文将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放置在拉康的言说主体和异化的理论中进行解读,意从全新的角度探讨《我弥留之际》中的艾迪逃离之因以及现代社会主体的逃亡走向悲剧自我的命运必然。

集体记忆构建之当代变迁的哲学思考

集体记忆的构建在叙事框架、主体言说、传承方式三大方面出现了当代变迁。在叙事框架上,集体记忆的宏大叙事向生活叙事漂移,宏大叙事的生活化扎根和碎片化、平庸化状况并存。在主体言说上,集体记忆从他者书写主宰走向自我选择凸显,主体性强化的同时也出现了选择性失忆。在传承方式上,符号、物质、仪式等象征系统与互联网技术走向融合,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集体记忆的大众传承和多元分化并存。由此,从时间向度上呈现了一幅集体记忆的"记忆什么""谁来记忆""如何记忆"的当代变迁轨迹图。

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之道

对于我国文化话语权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文章试图从话语内容、言说主体及传播渠道三个层面探讨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之道。在话语内容层面,只有充分挖掘自身文化资源,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建构起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摆脱在西方强势文化话语下的他者地位。在话语的言说主体层面,政府、民间机构及普通民众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应实现联动,各自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话语生产机制,积极干预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的言说。在传播渠道层面,需要发展外向型传播媒介,整合媒介资源以打造多元化的传播矩阵。

“与其p,宁可q”格式的逻辑基础及语义内涵

本文从汉语史、逻辑基础和语义内涵三个方面讨论"与其p,宁可q"句式存在的合理性。一、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与其p,宁q"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宁可、宁愿、宁肯"等词是在双音化的趋势下,愿词"宁"和意愿类词"可、愿、肯"等易同义并列成分结合而成的;二、从逻辑语义来看,p代表劣项/弃项,q代表优项/择项,它们各有分工,所以这种格式的存在是有其逻辑语义基础的;三、从其语义内涵来看,"与其p,宁可q"跟"宁可p,也不q"、"与其p,不如q"不同,格式呈现出"比较兼选择"的语义特点。

动态·多元·互文——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

文本理论是克里斯蒂娃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其符号学理论的延伸,又吸收心理分析及主体理论的精髓。在克里斯蒂娃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中,诗歌语言、文本结构、文本互文性渐次递进地体现了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的独特性,其文本理论是在对语言学和心理分析两方面理论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当代西方文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言说权力和新闻媒体主体性话语权力构建

讨论新闻的言说主体和言说影响,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然而,受众普遍感觉记者是话语的操纵者。本文尝试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提出言说权力是新闻媒体主体性话语权力建构的最本质途径,探讨语言背后新闻话语生成的机制,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探讨中西方不同新闻媒体话语权操控者对新闻话语建构的影响,以及新闻报道中的话语失落现象及其寻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