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道德主体论

承担社会责任扩大了企业的边界,这不仅重申了企业与社会的深度关联,也确立了企业的道德责任主体地位。企业的道德责任通过企业共享意图加以落实。企业具备共享意图并且实际地呈现于企业决策过程、促发具有内在价值的团体行动,这种企业共享意图融摄在企业内部结构和权力关系之中,传达了企业全体人员共享的价值共识,引导企业以共同体方式展开价值求同化行为,推动企业成为道德主体。然而,道德责任主体并非企业内在的属性,一般意义的社会责任外在于企业的原初目标,这表明:企业只是有限的道德主体。

人工智能算法时代的电影理论——从电影的“主体”重构与“主体论”理论扩容谈起

人工智能算法时代,作为电影“生产-消费”端的主体即导演与受众之主体身份、主体生存都发现了变化,这也相应地冲击了与主体相关的“作者论”“受众中心论”等电影理论,需对主体进行重申,且对其理论进行扩容与创新。由此,本文试图探索人工智能算法时代的电影主体性问题,以发现主体身份之变为起点,深入思考其身份之变背后的观念之变与审美之变,以期为人工智能算法时代的电影主体论及主体研究提供参考。

算法审计主体论

算法审计主体的核心问题是谁来实施算法审计,本文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提出算法审计主体的一个理论框架。算法审计主体由算法审计需求者基于三个原则来选择:一是独立性原则,要求算法审计主体独立于算法审计客体;二是成本效益原则,当算法审计主体的多种建构方案都可以保持审计主体的独立性时,要选择成本最低的组织方式;三是审计质量原则,要求算法审计主体能够提供满足质量标准的算法审计,主要通过审计主体的专业胜任能力来保障。基于上述三个原则,不同的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算法审计需求者对算法审计主体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可能的算法审计主体包括具有算法审计胜任能力的政府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机构。

浅谈习近平“人民主体论”的生发道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主体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人民主体论的理论主线考察

习近平人民主体论的理论实质是确立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主体论”,以此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内在结构为主体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机理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逻辑,理论基础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这一结构由习近平人民主体论的唯物史观体系化导出,机理落成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新时代的这一发展线索依照唯物辩证法主体路径展开,分析路线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主体逻辑与人民主体范畴→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难题是“中国式”与“现代化”如何结合。依循人民至上,主体范畴落脚于主体现代化;作为对中国式与现代化的理论注解,主体范畴导出经济范畴的路径锁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道路特征和实践品格。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突出社会主义主体范畴对于景观现代化的概念统帅作用,理性定格党对于社会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

数字时代的语文教育——从新媒介文艺主体论出发

数字时代来临,语文教育面临新发展和新挑战,传统式的“教师—教室空间—纸质课本—学生”显然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一种数字时代新型语文教育的范型理论亟待被提出与实践。包括自然人主体、赛博格主体、人工智能主体、“数字虚拟人”主体在内的新媒介文艺主体进课堂成为语文教育的一种新的可能,然而成本资金的短缺、技术设备和资源的匮乏、教育体制的刚性框架和教育政策法规的约束,以及学生接受度和适用性等仍制约着新媒介文艺主体进课堂。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未来新媒介文艺主体将扮演引领创新潮流的角色,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丰富的学习体验。

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历时和共时建构:以主体论为视域

任何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奠基于其范畴体系。在理性与感性知识、显性与隐性知识的互动下,基础范畴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为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形式逻辑,并通过相应的实质概念体系及其外延得以专业化和社会化。法学的纵向范畴体系和横向范畴体系均为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范式,而体现主体性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两者辩证互动的共同范畴。国际法原始的基石范畴历时地形塑了国际法的规范体系,而其横向的基本范畴则共时地建构了国际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其中主体论发挥了支配性作用,两者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共同构成了相对客观的国际法知识体系。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下,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建构从法哲学转向了法理学。在主体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的辩证关系中,国际法学逐渐形成专业封闭和学科开放的知识体系,其专业性和体系性也相应地得以强化。

论人民主体论对人民主权论的全面超越

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主权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在产生背景、所持观点与未来指向上截然不同。人民主权论是资产阶级以唯心史观、财产私有制和社会契约为理论武器反对地主阶级和宗教神学进而建立代议制共和国的基本依据。人民主体论是广大人民群众以唯物史观、消灭私有制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等为理论武器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狭隘民主理论进而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乃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事实证明,人民主体论实现了对人民主权论的全面超越。

从“主体论美学”到“存在论美学”——海德格尔对康德美学的超越及其问题

海德格尔在审美对象、创作主体、艺术作品、“美”的定位等几大美学问题上与康德几乎截然对立,可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学范式:主体论美学和存在论美学。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哲学“总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康德的核心问题是“人是什么”,海德格尔则始终关注“存在之真理”,其存在论哲学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特色。尽管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在总体思路上不无高明之处,但是,这种“另起炉灶”的超越方式也存在一些失误:海德格尔忽略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忽视了康德的生态伦理和生态美学思想,事实上也无法避开康德的主体性理论。他没有认识到,康德美学的真正缺陷在于,它是一种主观先验唯心主义美学,而不是主客体统一的唯物主义美学,因此,与当代中国的“实践美学”相比,海德格尔为康德美学提供的替代性方案终究是空洞而虚幻的。

主体论视域下人工智能侵权责任承担构想

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了强大的类人能力,为主体论奠定了坚实的本体基础;从社会关系结构及他者视角而言,人工智能主体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制度实践表明,主体论不失为一种趋势。但是,人工智能主体智慧水平尚低,能力不完备,需为其设置内部监管人。在责任财产方面,人工智能可通过劳动、受赠等方式获得自有财产;侵权所得保险金、责任基金、社会救助金等,亦属损害填补的资金来源,可视为“准责任财产”。人工智能侵权,首先由其自担客观责任。监管人与人工智能存在监督管理、收益分享、劳动雇佣、互为代理等多元关系,监管人据此对侵权承担一定责任。人工智能开发者或制造商、用户、受害人、第三方等对侵权发生具有原因力,应依可归责事由,厘定责任主体、责任形态。

公安学主体论范畴研究

主体论范畴是公安学学科范畴体系中对进入公共安全实践领域的各类公安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概括。公安主体分为国家、社会两类,因个体与群体公共安全需求内容的不同,两者在组织性质、权力属性、法律地位、运行方式、公共安全实践上存在差异,但都需要公权力的确认与支撑并以组织化的方式来应对公共安全实践问题。不同类型公安主体在公共安全实践中的分工不同并随着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而不断变化。当前公安主体发展呈现出分化细化与统合的趋势,分化细化与社会发展导致的安全需求多元化有关,统合源于社会风险系统性治理的需要。公安主体的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不同公共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模型和结构;模型和结构的有机性、致密度及主体合力强弱,取决于不同公安主体在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中的地位。公安主体主体间性变化既与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公共安全需求有关,也与国家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和公共安全利益空间有关。提升我国公安主体治理效能需要从主体性治理迈向主体间性治理,强化党的领导和组织化权力网络是前提,法律保障各主体参与地位的平等性是核心,拓展社会公安主体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空间是关键,从而推动多主体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机协同进程。

主体性的当代困境与人民主体论的重建逻辑

对现代性的批判无不伴随着“消解主体性”“超越主体性”“主体性的黄昏”等声音,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在当代进入了困境。究其原因,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的理论偏谬在于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历史观上的主观主义。由马克思发端并深植于当代中国的人民主体论为突破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局限并重建当代人的主体性提供了可能路径。人民主体的客观性、人民主体的能动性、人民主体的社会性构成了其中的理论逻辑;主体个性的社会差异、主体自由的内在需求、主体能力的全面发展构成了其中的价值逻辑;以主体的生命活动为基础的个人史,以主体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世界史、以主体的创造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史构成了其中的历史逻辑。

向死而生:丸山真男的主体论

丸山真男的主体论在继承近代日本思想界主体认识基调的同时,也随着时代课题的变化而不断深化自身的理解。20世纪40年代的主体论以荻生徂徕的“圣人”为代表,主张不受限制的自由主体。而50年代起,面对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丸山真男转而关注主体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主张建设一种自省主体。丸山真男的主体论将近代精神与近代制度进行分离,在继承近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同时,也在探索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的发展方向。

“美是自由的象征”:主体论美学的庄严建构--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导读

高尔泰是当代中国美学主观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美是自由的象征》既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经典著作,也是他美学思想中重要观点的集中体现。围绕“自由”的追求和意义,高尔泰从“美”与人道主义、“美”与自由生命和“美”与自然科学的三个方面,初步完成了主体论美学的建构。文章还进一步就学人命运、生命境界和美学重构的问题思考了高尔泰给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论析——以延安时期为视角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关键期,这一时期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来讲,还是从当时我党所处的具体斗争环境来看,都迫切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主体即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其在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我党在延安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创新过程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

西方主体论身体美学的诞生踪迹

身体主体论以物质能动论为前提,只有在将物当作主动者的理论谱系中,才能找到身体主体论的诞生轨迹。古希腊罗马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主体论灵魂美学,身体作为主体的美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近代以来,在狄德罗、霍尔巴赫、费尔巴哈等人那里,从将精神理解为身体的功能,到将身体认作审美的主体,美学在回归身体-主体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只有那些关注生存、意志、实践的思想家,才有可能充分敞开身体的主体性,建构出主体论身体美学。叔本华揭示了意志对身体的归属性,这是主体论身体美学的必经环节。尼采则克服了脱离身体的意志观,建立了感性的、属身体的、以强力意志为导向的主体论身体美学框架,是主体论身体美学的正式创立者。

主体论文学史观批判——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为代表的主体论文学史观,是20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阐释范畴。主体论文学史观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将“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主体论文学史观的这一诉求是针对革命文学史观而提出的,它是主体论文艺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具体化,也是新启蒙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进化论的历史观,以及隐含于这一范畴中的意识形态属性,导致主体论文学史观在90年代后走向衰落。

西方近、现代主体论美学的逻辑发展──审美本体论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西方古代美学在注重客体性美学的同时，并非没有研究过审美主体。实际上，西方对主体和客体研究的历史一样古老。虽然这种研究在其后的趋向曲折复杂，但两种倾向经过德国古典美学的努力，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已使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统一起来。而近代以来的审美本体论，却是在反黑格尔理性主义旗帜下走向主体论美学的。但如果从总体上看，西方古代审美本体论一方面以客体为前提，另一方面则还未能形成完整的美学体系。所以历史地看待审美本体的发展，在古代和中古时代的美学中，客观论是占优势的，但在近代占优势的则是主观理论。

文化—主体论:解读悲剧的双向视角

认识悲剧,有以亚里斯多德等为代表的“认识论”和以叔本华等为代表的“主体论”的观点。“文化—主体论”,确立了从本体论上解读悲剧的双向视角,即从生命过程与历史进程的双向共振看悲剧的本质,从个体超越与社会制约的两极合力看悲剧的原因,从文化差异与人生态度的二面一体看悲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