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辨析

虽然主动改革是痛苦、艰难的,但任何被动改革及其后可能出现的变革都更容易带来灾难性后果,尤其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主动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理想选择,但需以更为审慎和清醒的态度把握主动改革。在主动改革进程中,要避免权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创造相对稳定和默契的国际环境,形成改革合力,减少或避免改革误判。

主动改革价格体系,不会引起物价的普遍轮番上涨

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价格体系会不会引起物价轮番上涨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是:1.从价格体系改革原则看,价格体系改革原则之一,就是按等价交换要求和供求关系变化来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原来价格高,供过于求的产品,其价格要降下来;原来价格低,又是紧缺物资,其价格要求上升。这样既调整了不合理比价。

稳定队伍 主动改革——携手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一)当前的形势与分析 近两年来,山西省农机市场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至今仍然未摆脱销售下降、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各级公司资金严重短缺,库存商品积压严重,社会需求不旺,热销商品保持期短。买方市场的特征愈来愈明显。企业在卖方年代形成的积重症疾,转嫁到买方市场状况下来消化、解决,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唱好深圳“强区放权”这出改革大戏

城市是人类构建的高度复杂、一体化的生命体,公共领导力是现代化特大型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着所管辖城市的特质。"强区放权"是深圳市党委政府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在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下,为提升区域辐射力、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竞争,实施的旨在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主动改革,是化解发展瓶颈、增强城市未来竞争力的重大举措。只要这场深刻变革能够持续推行下去,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并拓展范畴,必将使深圳的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按照先进城市的标准,尽快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和创新型政府的发展目标。

方向·时机·条件——学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

本文从政府对科研机构的管理职能、科技系统的组织结构、科研经费渠道、科研机构的规模、深化科研机构改革、放宽放活对科技人员的管理等六个方面谈了对学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的体会,并对改革的难度进行了探讨。

浅谈改革的辩证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改革的号召。从贯彻的情况来看,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效。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改革”的理解还有待加深。本文拟对改革的辩证法进行一些探讨,或许有助于对“改革”的理解。改革二字就字意来讲,改是变的意思,革是革新,也是变的意思。改革二字合在一起是强调一个“变”字,可以理解为改变、变化、更新等。一切事物都在运动,有运动就有变化,就有发展,同时改革是在变化中或在变革中求发展求进步。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已经一再为事实所证明。茫茫宇宙永远处在运动变化之中。

对话:城乡统筹与改革

2012年3月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调研,并与中共开远市委书记李存贵,结合开远实践,就县域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一个是博学多识、具有社会关怀的观察者,一个是孜孜以求、富有探索精神的实践者,二人对话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引人深思。

以改革为动力 探索资产重组的新路

加强企业内部改革，探索资产重组，实现扭亏为盈是国企管理的重中之重。国光瓷业集团公司的成功经验，一是主动改革，全面转换经营机制；二是从实际出发，慎重选择符合企业实际的发展道路。

语文课程改革中“建构能力培养”的实践性思考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框架和图式的过程,学习者也不是被动地吸收信息,相反,他要主动建构信息的意义,而这个过程不可能由他人替代。这是语文课程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着重体现于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借助文本教学所展现出的教与学的内部革新。学生需要通过在生活中感同身受,建构对文本的参悟;通过多维灵动的个性思考,达到对文本的建构参解;通过自我的深度学习,以恰切的表达来建构对文本的创新。

“放管服”改革中地方政府主动优化改革的行动逻辑——基于对S省A市改革案例的考察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关键举措。与一些理论预设和实践经验形成反差,不少地方政府在“刀刃向内”的改革中选择了主动优化改革的举措,很少有研究解释这一有趣且矛盾的现象。以压力型体制为理论原型构建分析框架,结合S省A市“放管服”改革的案例实证发现,完成政治任务、争取潜在激励和应对多重压力是“放管服”改革中地方政府主动优化改革的关键动因,“放管服”改革充当了化解来自多主体和多任务压力的“综合解压阀”,在不同改革阶段“关键行动者”的变化塑造了不同形式的解压模式。

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

基于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特殊国情,为了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获得社会平稳转型,以史为鉴,政治权威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路径应当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依法治国应当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依赖考量,方能寻求较为稳妥的法治化路径。不能简单地以某些民主法治标准衡量中国社会转型期已经主动改革的某些现象,而应当以民主法治为方向,准确理解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推动改革的某些游戏规则。本着民主与法治的孪生关系,在体制改革需要借助政治权威变迁过程中,在一定阶段只能寻求技术层面的相对有成效的法治革新。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等。法治化路径选择应当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如何搞好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改革工作

今年,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第一年。如果说农村的改革已获得巨大的成功,那么以城市为重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改革,作为我国压倒一切的艰巨任务,要克服和战胜几十年形成的旧的僵化了的经济体制模式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在许多领域和环节进行探索。同时,旧的体制作为一个体系,仍在许多方面制约和影响着经济生活的运行,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支配的作用。经济体制上的推陈出新,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新旧交替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改革的经验都表明,能否深刻认识交替时期改革的特点,从而树立起一个辩证的“改革观”,审时度势。

清末新政“造就”了辛亥革命——兼与张鸣教授商榷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为我们认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革命推动了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清政府原想借新政(改革)消弭革命、实现王朝自救,但新政的实施却又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当然,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促使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的因素众多,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晚清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应对危机,不愿主动改革,以及新政时期未能处理好统治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及国家利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