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主婚人制度和媒妁制度的法律观照

唐代立法者在“一准于礼”的立法思想指导下,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对“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进行了重新确认和规范,精心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既符合传统礼法之要求,又能较好实现法律调整和干预社会目的的主婚人制度和媒妁制度,即根据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尊卑长幼来确定主婚人的范围。与此同时,还明确规定了不同主婚人各自所应该享有的主婚权。嫁娶用媒正式成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有无媒妁成为婚姻是否合法的标志之一。

天子嫁女与同姓主婚——略论山西绛县横水墓地M2158所出媵器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为一代倗国国君之墓,年代属周穆王时期,其随葬品丰富,具铭铜器尤多,为研究西周史和西周礼制提供了新鲜的一手史料[1]。本文就M2158出土媵器所见西周婚媵制度略作考论。一、相关具铭铜器发掘者业已指出,M2158所出铜器可分为早、晚两组,早期组有3件鼎(M2158∶138、150、172)、1件鬲(M2158∶139)、1件壶(M2158∶90),属西周早期;其余诸器基本属于晚期组,年代属西周中期偏早.

婚姻谁主——清末民初主婚权制度变革之省思

中国传统法制中的婚姻成立和问责制度以尊长主婚权为核心,这一制度有其存在的伦常合理性和维护婚姻稳定性的积极作用,但在实际运行中容易导致父母包办婚姻,忽视当事男女的个人意志。从清末到民国,特别是民国初年,在西方个人本位法学理论的冲击下,移植法制试图确立当事男女个人意志在婚姻成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渐次否定尊长(父母)的主婚权。这一做法引发了法律内部的矛盾和法律同社会习惯的冲突,直到今天仍值得充分省思。

周恩来在上海当主婚人

1973年元旦,革命老人熊瑾玎已是87岁高龄了,这天他和夫人朱端绶合了影,作为结婚45周年的纪念。不久熊老卧病不起,对端绶说:“把我俩的合影赠送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吧。” “嗯。”端绶答应了下来,从影集里取下相片,在背面题了一首诗: 逃往马日结良缘,山海思情老更坚。 把臂读书扬志气,扶肩散步喜婵娟。 奔驰革命浑忘苦,服务人民倍觉甜。 百岁终虚偕老愿,长留遗憾在人间。 周总理和邓大姐收到了熊老夫妇的合影之后,

民国时期的集团结婚

婚礼改革是民国时期一项重要的移风易俗活动,它包括婚制和婚仪这两方面的改革,其中又以婚仪改革的成果为大。而滥觞于30年代中叶的集团结婚,则是这种婚仪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尤为引人注目。

“从子”说与中国古代寡母的权力和地位──以唐代家庭寡母生活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从子”说，代表的是一种封建男权文化，它与封建“孝道”文化看似矛盾，实则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中国古代的母权不等于女权，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父权家长制的体现。母权的存在，不仅无损于男权文化，而且对维系宗法家族内部长幼尊卑关系，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现代化

婚姻制度是一定的婚姻关系及其模式和规则 ,是婚姻行为的规范体系。传统婚姻制度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父母 ,婚姻目的是生育 ,婚姻规范是男主女从、包办、买卖、顺从。现代婚姻制度是从传统婚姻制度发展而来的 ,它也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婚姻主体 ,婚姻目的是爱情 ,婚姻规范是婚姻平等、婚姻自主、婚内性生活、婚内感情。只有现代婚姻制度 ,才是快乐、幸福、高质量。

“舜不告而娶”悬案辩争背后的华夏民事法观念

“舜不告而娶”(疑未告知父母获得同意便与帝尧之女完婚)一事,自战国时起就被人质疑(认为是违反礼法之举),从孟子开始即为舜作无罪辩解。此后宋儒程颐、朱熹、张栻及明清大儒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接力为舜辩护。这些辩护理由间接反映了他们在父母主婚权可否(在主体不适格时)加以剥夺、子女对父母主婚权的服从义务可否(以非常事由)豁免、国家对个人婚姻干预权的边界何在、婚姻人定法与自然法相冲突时应如何抉择等基本问题上的法理认知和法律主张,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国式法理观念学说值得分析解读。透过千年争辩的道德伦理话语,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民事法理念特别是婚姻家庭正当权益观念及相关法律主张。

清朝前期“律”和“例”维护父权效用之考察

本文主要通过清朝前期"律"和"例"在维护父家长权力方面的效用考察,认为清朝父家长对家庭成员的财产、婚姻、人身自由等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父家长制家庭是君主专制社会的缩影。清朝前期父家长权力的提高,与清朝前期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基本同步,受礼法保护的父家长成了专制王朝控制社会成员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清律基本继承明制,但在处理家庭伦纪案件时,例比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基于律,又不拘泥于律,实际效用上超过律。这是清朝为消除民族隔阂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措施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高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

《唐律》是封建时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党项族为维护西夏封建统治而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作了比较,并对婚姻制度在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解析。

中共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婚姻状况研究

婚姻问题,是广大妇女的切身问题。在封建社会妇女当作商品买卖,尤其像山西这样交通落后,文化闭塞地区,旧的婚姻制度更是具有不可动摇的垄断性优势,很少受到新的婚姻观念的影响,生活在农村的广大青年男女,俨然承袭了传统的礼俗和规范,婚姻不得自主,一切由父母包办。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落后的、不合理的状况,开始起了一些细小的变化。但婚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可以帮助读者对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妇女的婚姻状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民国后抗战前山东婚丧礼俗的嬗变

民国后抗战前，山东婚丧礼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婚俗删繁就简趋向明朗，文明婚礼勃然兴起，父母主婚权下移，出现了离婚；而丧葬礼俗的变化则表现为新式丧礼的出现，旧丧礼的改良。婚丧礼俗变化的动因在于革命运动的推进。

中国古代婚姻是家庭的行为

婚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家庭是一定范围的亲属共同生活的单位。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家庭则是婚姻发展的必然结果。婚姻与家庭都是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它们既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也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它们与整个社会形态,首先与生产关系存在着内在的客观的联系。它们的形式,性质,职能及反映它们的思想、道德和习惯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并随着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婚姻与家庭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在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下面,家庭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和国家直接统治的对象,是男性家长支配下的父权家长制家庭。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三纲礼制的严格约束,男女婚姻大事一直由家庭决定和支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婚姻的意义和目的看婚姻与家庭的关系 中国古代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的代言人,用“天命”思想和宗法观念解释婚姻与家庭。极力宣扬伦理纲常,认为人间的“男女之别”、“夫妇之义”、“父子之道”、“尊卑长幼之序”,都是圣人秉承上天的意旨制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万古不可更易的。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证明反动阶级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在伦理纲常不可?

西夏和唐代婚姻制度的异同研究——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比较为中心

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比较为中心,对其中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和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以期探讨婚姻制度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发生的变化状况。

婚姻观视角下民国时期山西妇女地位——以交城为例

几千年的婚姻制度中,妇女始终是处于从夫地位。近代中国社会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变革,使得中国的传统婚俗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例如父母主婚权下移,新式婚礼的出现,禁早婚,男女平等问题,离婚等。这些变化既有助于重新体会我们的本土文化,也有助于我们探寻适合中国的现代婚姻制度。该文以交城县为例,记录山西妇女尤其是交城县妇女在民国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婚姻制度的一系列变革,从中看出她们地位的提升。

西夏和唐代婚姻制度的异同研究——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比较为中心

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比较为中心,对其中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和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以期探讨婚姻制度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发生的变化状况。

唐代俗谚正误三则

唐代俗谚正误三则曾云俗语谣谚是真实反映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讹，从而影响到古代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此就暇时读书所见唐代俗谚三则略作辨正，以就教于同好。１．《新唐书·贾敦...

宝玉之三妻一爱人

在记中前八十回宝玉之婚配迄无定论,后四十回云云可备一说耳。姑妄言之,期在通俗.无取繁词。以甲乙等示之。甲、可卿,主婚者警幻。第五回曰:“再将吾妺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是也。在人世为私情,天上是合法的,其人也,“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固合钗黛为一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