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

佛教心法说与理学心物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自觉探讨主客体问题的西种学说。两者的观点呈现出同异交错,相互影响的情势。其同异性表现为:在主客体特性问题上,二者均以“心”为主体,都肯定了主体的灵明能思性;但理学之“心”具有先天道德意识,它认“物”为“实”,佛学之“心”则具宗教人格色彩,它认“法”为“虚”。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二者都肯定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都断定主客体之间的派生与被派生性;但在主体如何派生客体的问题上,理学在其间引入了“气”这一中介环节,佛学则是直接以“心”造“法”。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之间又是相互影响与渗透的。

新课改背景下教学的主客体论

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学生获得知识背后的生命意义,实现师生的共同发展是新课改的主要目标。要完整地认识教学中的主客体关系,要把它放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分别从认知、建构与解构、存在这三个层面,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地加以把握。

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的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心理弹性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目的:通过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生育压力对不孕不育夫妇双方生活质量的影响与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于苏州某三甲医院就诊的532对不孕不育夫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困难压力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生育生活质量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心理弹性与生活质量之间的路径关系。结果:个体的生育压力负向预测夫妇双方的生活质量(β=-0.261,P<0.001;β=-0.061,P<0.05);个体的心理弹性正向预测双方的生活质量(β=0.557,P<0.001;β=0.152,P<0.01)。但个体的生育压力只能负向预测配偶的心理弹性(β=-0.028,P<0.05)。结论:高水平的心理弹性不仅有利于个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作为中介因素帮助配偶缓冲生育压力对生活质量的不利影响。

老年夫妻电子健康素养对自我感知老化影响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目的基于成对样本数据的主客体互倚性模型,探讨老年夫妻双方电子健康素养和自我感知老化的主客体模式。方法便利抽取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检的老年人及其配偶(共248对)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自行编制的一般资料问卷、简版自我感知老化量表(B-APQ)、电子健康素养量表进行调查,建立电子健康素养对自我感知老化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老年夫妻电子健康素养得分(22.72±6.12)分,自我感知老化得分(49.49±7.42)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夫妻电子健康素养与自我感知老化及各维度呈负相关。丈夫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为(22.73±6.20)分,自我感知老化得分为(49.77±6.85)分;妻子电子健康素养得分(22.71±6.05)分,自我感知老化得分为(49.20±7.95)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电子健康素养呈正相关;在主体效应层面,妻子的电子健康素养与自我感知老化呈负相关,丈夫的电子健康素养与自我感知老化呈负相关;在客体效应层面,妻子的电子健康素养与丈夫自我感知老化呈负相关,丈夫的电子健康素养与妻子自我感知老化呈负相关。基于主客体互倚性模型,老年夫妻的电子健康素养负向预测自身自我感知老化(主体效应),同时也负向预测配偶自我感知老化(客体效应)。丈夫电子健康素养对自我感知老化影响路径系数为-0.561(P<0.001),妻子电子健康素养对其自身自我感知老化影响路径系数为-0.702(P<0.001);丈夫电子健康素养对妻子自我感知老化影响路径系数为-0.161(P<0.05),妻子电子健康素养对丈夫自我感知老化影响路径系数为-0.144(P<0.05)。结论老年夫妻的电子健康素养和自我感知老化具有主客体互倚性,这种互倚性不仅表现为明显的主体效应,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客体效应。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网络空间中实现的、旨在通过教育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和引导教育客体的思想和行为,并推动双方互动成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是现实的人在网络环境下与他人以及现实世界关系的总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决定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着高校时代新人培育的质量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柱芳烃基聚合物合成、主客体性质及应用研究

柱芳烃基聚合物是一类特殊的大环聚合物,由多个柱芳烃单体通过共价键连接而成。因其独特的分子结构,柱芳烃基聚合物在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以及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迅速发展。本文介绍了不同类型柱芳烃基聚合物合成方法,在分子识别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在吸附分离、传感检测、药物传递和催化等方面的应用。最后,讨论了当前柱芳烃基聚合物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前景。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家庭韧性对疾病进展恐惧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家庭韧性对疾病进展恐惧的影响。方法 便利抽取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为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各381例/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和中文版家庭韧性问卷进行调查,建立家庭韧性对疾病进展恐惧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 脑卒中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得分(31.59±10.37)显著高于配偶(29.68±11.24)(P<0.05)。主体效应方面,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家庭韧性水平可影响自身的疾病进展恐惧程度(均P<0.05);客体效应方面,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程度受配偶的家庭韧性水平影响(P<0.05),而配偶疾病进展恐惧程度受患者家庭韧性水平影响(P<0.05)。结论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疾病进展恐惧程度与两者家庭韧性水平存在交互影响,提示护士可基于二元视角以患者及其配偶的家庭韧性为视角开展干预,从而有效降低双方疾病进展恐惧程度。

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家庭韧性对心理困扰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家庭韧性对心理困扰的影响。方法便利抽取河南省4所三级甲等医院住院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381对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改良Rankin量表、中文版家庭韧性问卷和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对其进行调查,建立家庭韧性对心理困扰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发生率为58.30%,高于配偶照顾者心理困扰发生率48.60%(P<0.05)。患者夫妻双方的家庭韧性、心理困扰均呈正相关(均P<0.01),其自身家庭韧性与对方心理困扰呈负相关(均P<0.01)。主体效应方面,脑卒中患者夫妻家庭韧性均可影响自身心理困扰(均P<0.01);客体效应方面,二者家庭韧性均可影响对方的心理困扰(均P<0.05)。结论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家庭韧性与双方心理困扰存在交互影响,应将二者视为整体从家庭韧性入手进行干预,降低双方的心理困扰。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照顾者心理弹性在疾病不确定感与生活质量间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研究

目的探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照顾者疾病不确定感对双方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太原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内科接受治疗的230对慢性心力衰竭住院患者及其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以及生活质量量表对其进行调查。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照顾者疾病不确定感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结果(1)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疾病不确定感均能负向预测自身的心理弹性,患者的心理弹性能负向预测自身的生活质量,而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可以正向预测自身的生活质量,即主体效应显著(β=-0.286,-0.198,-0.378,0.183;均P<0.01);(2)客体效应,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疾病不确定感均能负向预测对方的心理弹性水平(β=-0.323,P<0.001;β=-0.176,P<0.05);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理弹性可以正向预测照顾者的生活质量(β=0.229,P<0.001),而照顾者的心理弹性无法显著预测患者的生活质量(β=-0.026,P=0.694);(3)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理弹性在自身主体效应上起到互补中介作用,在照顾者疾病不确定感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客体效应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在照顾者的主体效应中起到互补中介,在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对照顾者的生活质量的客体效应中同样起到互补中介作用。结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疾病不确定感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主客体效应,且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成立。医护人员应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和照顾者看作一个共同体,及时关注双方的心理状况,重视疾病知识指导,减轻他们对疾病的不确定程度,有效提高双方的生活质量。

高中生父母婚姻冲突、焦虑与教养方式:主客体互倚调节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两所高中学生的1024对父母进行调查,借助主客体互倚调节模型分析父母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无论父亲还是母亲报告的婚姻冲突均负向预测自身的温暖接纳,正向预测自身的拒绝惩罚;(2)母亲焦虑加剧了父亲婚姻冲突对母亲温暖接纳的负向客体预测,缓和了母亲婚姻冲突对自身温暖接纳的负向主体预测;(3)父亲焦虑加剧了父亲婚姻冲突对自身拒绝惩罚的正向主体预测,母亲焦虑缓和了父亲婚姻冲突对母亲拒绝惩罚的正向客体预测。结果有助于从二元视角理解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宫颈癌化疗患者夫妻二元应对、婚姻调适和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宫颈癌化疗患者夫妻二元应对水平、婚姻调适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2021年8月至2022年9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妇科和肿瘤科住院治疗的180对宫颈癌化疗患者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元应对量表、婚姻调适量表和生活质量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宫颈癌患者的二元应对、婚姻调适与生活质量得分均低于其配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宫颈癌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婚姻调适与生活质量均呈正相关(均P<0.05)。在主体效应方面,宫颈癌患者夫妻的二元应对及婚姻调适均能够预测自身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β=0.678、0.62、0.65、0.64,P<0.001);在客体效应方面,患者二元应对及婚姻调适能够预测配偶的生活质量,配偶的二元应对及婚姻调适也能预测患者的生活质量,均呈正相关(β=0.62、0.597、0.600、0.675,P<0.001)。结论宫颈癌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不仅受自身影响,也受配偶的影响,要重视患者夫妻的二元应对水平和婚姻调适的交互影响,从而改善宫颈癌患者夫妻的生活质量。

克罗恩病患者及其配偶主观幸福感与婚姻调适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目的利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克罗恩病患者及其配偶主观幸福感对婚姻调适的作用。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南京市某3级甲等医院210对患者及配偶为研究对象,选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for Chinese Citizens,SWBS-CC20)、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Locke-Wollanc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LWMAT)对其进行调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夫妻主观幸福感和婚姻调适方面的差异,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和Pearson分析法,分析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对婚姻调适的影响。结果患者和配偶各自的主观幸福感均可以正向预测自身婚姻调适(β=0.67、0.71,P<0.01),即主体效应明显;同时,患者与配偶的主观幸福感均能正向预测对方的婚姻调适(β=0.47、0.46,P<0.01),即客体效应明显。结论克罗恩病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受自身及对方主观幸福感的交互影响,且主观幸福感与婚姻调适之间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显著。因此应将克罗恩病患者及配偶视为一个整体,关注夫妻双方的二元交互影响,积极探索以夫妻为中心的婚姻调适干预方案,对改善克罗恩病夫妻的心理适应有重要意义。

主客体的重塑与建构——以ChatGPT介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史上最强人工智能ChatGPT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将会重塑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现存样态,具体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向虚拟化、隐性化转变,客体向主动化、自愿化转变,主客体互动方式向人机交互模式转变。ChatGPT在重塑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同时,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现实主体的主体性被遮蔽引发主流价值裂化的危险、片面夸大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体性导致负面效应的可能、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走向技术决定论进而走向唯心主义的潜在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主体的主体性建构,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体性实践转向,辨明技术本质回归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之道,来有效规避技术风险,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维亚稳态自组装网格主客体识别中的催组装

催组装是用于描述催组剂帮助下的分子组装的新概念,目前还未报道过催组装过程的分子水平表征。本文中,我们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在辛酸和高序热解石墨之间的液固界面,观察到了1,3,5-三(4-羧基苯基)-苯(BTB)亚稳态自组装网格在主客体识别过程中的催组装过程。实验中采用的是低浓度的客体分子酞菁铜(CuPc),以及晕苯(COR)分子。我们对比了单客体(COR/BTB或CuPc/BTB)体系和多客体(COR&CuPc/BTB)体系中客体分子在主客体组装过程中的不同吸附特征。在多客体分子(COR&CuPc/BTB)体系中,晕苯分子优先填入主体六边形网络中,随着组装的进行逐渐被酞菁铜分子取代。晕苯分子在组装过程中发挥了催组装剂的作用,帮助低浓度酞菁铜完成了其本身无法形成的、大面积的CuPc/BTB共组装。这是首次在分子尺度观察到的完整的催组装过程,有助于指导构建更高复杂度的二维分子组装单层膜。

晚期肺癌患者及配偶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与心理困扰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目的探讨晚期肺癌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对心理困扰的影响。方法便利选取240对晚期肺癌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使用心理困扰量表和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进行调查,建立恐惧疾病进展与双方心理困扰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晚期肺癌患者及配偶照顾者的心理困扰得分分别为(31.53±6.60)分、(32.37±6.49)分;恐惧疾病进展得分分别为(35.55±8.79)分、(37.26±6.34)分。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表明,患者及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均正向影响自身及对方的心理困扰(均P<0.05),主客体效应显著。结论晚期肺癌患者及配偶照顾者的心理困扰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受到双方恐惧疾病进展的共同影响。应将晚期肺癌患者和配偶照顾者视为一个整体,及时发现和识别他们的疾病进展恐惧水平,以减轻对心理困扰的影响。

主动脉夹层患者及家属自我分化与焦虑抑郁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目的 基于鲍温家庭系统理论,使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探查主动脉夹层患者及家属焦虑、抑郁的交互传递情况。方法 采用一般调查问卷、简版自我分化量表、广泛焦虑性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对210对主动脉夹层患者及家属进行调查,建立自我分化、焦虑及抑郁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 主动脉夹层患者及家属的自我分化水平分别为(79.95±4.43)分和(81.31±4.55)分,焦虑程度分别为(11.74±3.55)分和(10.98±3.04)分,抑郁程度分别为(12.33±3.34)分和(10.98±3.04)分。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显示,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自我分化水平与自身及对方的焦虑、抑郁水平呈负相关,家属的自我分化水平与自身的焦虑、抑郁和患者的抑郁呈负相关(均P<0.05)。结论 主动脉夹层患者及家属的焦虑、抑郁受双方自我分化水平的共同影响,提示医护人员应重视主动脉夹层患者及家属焦虑、抑郁的传递情况,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干预方案。

白血病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在负性情绪和家庭功能间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

目的探讨白血病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在负性情绪和家庭功能间的主客体互倚中介关系。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白血病患儿父母221对,采用二元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医院焦虑抑郁量表、中文版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 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FACES)对其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白血病患儿父母焦虑得分均对自身DCI得分存在主体效应(β=-0.50、-0.20),患儿母亲焦虑对父亲DCI得分存在客体效应(β=-0.35),患儿父母的DCI得分均对自身及配偶FACES得分存在主客体效应(β=0.37、0.33、0.17、0.11)。白血病患儿父母DCI得分在母亲焦虑与FACES得分间的中介效应为61%和47%;在父亲焦虑得分与FACES得分间的中介效应为94%和72%。结论患儿父母家庭功能不仅受自身影响,也受伴侣的影响,需关注患儿父母二元交互水平对焦虑和家庭功能的影响,以父母为整体进行干预,提高家庭功能稳定性。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究老年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的心理性胰岛素抵抗、二元应对对胰岛素用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择300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我对胰岛素看法量表、中文版二元应对量表、续配和用药依从性量表进行调查,构建老年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心理性胰岛素抵抗、二元应对与胰岛素用药依从性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1)老年糖尿病患者与配偶的心理性胰岛素抵抗总分、老年糖尿病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老年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用药依从性与患者的心理性胰岛素抵抗、患者的二元应对、配偶的心理性胰岛素抵抗、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均呈负相关(r=-0.511,-0.595,-0.554,-0.633,均P<0.01);(3)主体效应方面,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二元应对在自身心理性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用药依从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β=-0.116,P<0.001,占总效应28.9%),配偶的二元应对在患者的心理性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用药依从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β=-0.056,P<0.001,占总效应14.0%);客体效应方面,配偶的二元应对在自身的心理性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用药依从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β=-0.134,P<0.001,占总效应29.3%),患者的二元应对在配偶的心理性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用药依从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β=-0.039,P=0.001,占总效应8.5%)。结论建议医务工作者应重视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心理性胰岛素抵抗、二元应对的评估,以新的视角积极探索能够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用药依从性的夫妻干预策略。

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积极心理资本与二元应对的主客体效应研究

目的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探究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积极心理资本与二元应对间的交互效应。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3年6月至9月在西安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的282例乳腺癌患者及配偶进行调查。结果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积极心理资本得分分别为(122.15±16.50)分和(130.12±15.17)分;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得分低于其配偶(P<0.001);患者的韧性维度(3.91±0.89)分,与量表的理论中值无显著性差异(t=1.630,P=0.104)。二元应对得分分别为(121.22±15.79)分和(123.63±14.33)分,处于临界值111分及145分之间;患者的压力沟通维度得分低于其配偶(P<0.05),其他维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主客体效应方面,积极心理资本均可正向预测自身及配偶的二元应对(P<0.05)。结论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积极心理资本与二元应对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在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中,韧性维度得分最低。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受自身及对方积极心理资本水平的交互影响。

父母正念养育、教养压力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

背景 父母正念养育水平关系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但目前关于正念养育的实证研究较少,尚未查见探讨父母正念养育通过教养压力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及主客体效应的研究。目的 探讨父母正念养育通过教养压力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及主客体效应,为改善家庭教育以及对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3年9月8日—15日,在四川省绵阳市某学校的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以及初中三个年级中的各年级随机选择3个班级、共907名学生,以学生家庭(包括父母和孩子)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正念养育量表(MIPQ)评定父母的正念养育水平,采用养育压力量表简化版(PSI-SF)评定父母的教养压力水平,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YSR)中的攻击行为维度评定青少年攻击行为。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父母正念养育对自身及配偶教养压力的影响,以及通过教养压力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结果 共472个家庭完成有效问卷调查。在主体效应方面,父亲正念养育通过父亲教养压力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0.018(P=0.002),母亲正念养育通过母亲教养压力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0.026(P<0.01)。在客体效应方面,父亲正念养育通过母亲教养压力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0.006(P=0.026),母亲正念养育通过父亲教养压力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0.007(P=0.012)。结论 父母正念养育可以通过自身及配偶的教养压力水平间接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主客体效应均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