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客问答看汉赋的滑稽表演性

汉赋的主客问答可分为自我解嘲和竞相攀比两种类型。自嘲、悖论和夸饰是汉赋滑稽表演性产生的原因。随着儒学思想教化的加强,辞赋传播方式的改变,东汉辞赋的政教精神取代西汉辞赋的娱乐精神,因此也逐渐丧失了生动的表演性。

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汉大赋主客问答的叙事特征

主客问答是汉大赋重要的叙事模式。考察大赋作品的叙事要素,可以看到大赋主客问答表现出与先秦时代对话文学不同的叙事特征,如对话结构"形"简而"体"整、人物及事件虚实有别和主客身份暗寓观点等。这些特征对后世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古代主客问答体小说序跋探

主客问答是小说序跋的一种特殊形式,所占比例较多,主要可分驳诘、求教、切磋三类,大多为揣摩读者阅读心理后的代言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心理内涵。它易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条理清晰地说明问题,也有利于深入探讨,增添了更多的文学和情感色彩。其中驳诘型问答较为特殊,可视为作者与世俗观念的先期抗争。主客问答型小说序跋源自先秦说理散文,在形式和内容上,受历来地位较高的赋体文学的持续影响,并形成自己的文体特色——古雅而有情韵、更为灵活多变,是前人在序跋写作过程中积极而有意义的尝试。

辞赋“主客问答”体式的分流与转向

"主客问答"是赋体最显著的形式特征之一,在经典赋作中反复启用。由于规仿与摹拟风习的兴盛,以"主客问答"为基本形制要素的文作聚合形成一定规模和类型,文集、文论将其另立一体与诗赋同列。"客难"与"七辞"均以"主客问答"为基本结构模式,考其源流,乃为赋体"问答"模式延伸支流而成别体,此与文章辨体破体内涵相关联。"主客问答"的内质是"言"的艺术化,东汉以后赋风的转变,也在"主客问答"的虚实转向中表现出来。

汉大赋主客问答与政治文化

对话在大赋中除了"首引"的功能外,其结构全篇的功能也值得重视。以政治文化视角来考察,主客关系设置乃是文本设定与现实政治产生交叉融合的表现,大赋主客关系与政治的"阴阳组合结构"模式"异质同构"。这是大一统专制时代赋体文学的历史选择,也是赋家体制化生存的必然结果。

宋代文賦主客問答模式的新變及其藝術功能

宋代文賦保留了傳統賦作“主客問答”這一基本結構,但主客形象的設置、主客問答的處理模式以及問答情景的設置等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呈現出特有的藝術面貌。這些新變影響了宋代文賦的藝術形態。首先,“主”爲第一人稱的文賦能更加細腻地展現作者的内心情感,集中傳達個人的思想,增強了主體抒情性。其次,宋代文賦注意將主客問答置于流動的時間線中,問答具有邏輯性,並能推動敘事發展,體現出宋代文賦敘事性的增強。最後,主客的不同觀點體現了作者思想的不同側面,使宋代文賦的哲理思辨性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此外,“主客問答”的新變還體現了賦在宋代新型文化語境下所具有的交際性特徵。應親友邀約而作的文賦,“主”不是作者,而是邀文之人,作者在問答中呈現與邀文之人的親密關係,進而實現文本的交際功能。

战国南楚散文赋的形成年代、来源及其主旨

从现存文献来看,南楚散文赋盛行于战国后期,尤其是在顷襄王一朝,散文赋创作达到高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南楚散文赋已臻成熟,按理散文赋文体的萌芽和发展应该在它的成熟之前。南楚散文赋从此前诗文中借鉴了主客问答结构形式,从神话和战国寓言故事中吸取了艺术虚构的经验,它还从楚骚体吸取艺术营养。南楚散文赋的创作宗旨主要是供楚王娱乐,其次才是讽谏和纪事。

曹植诗文中的问答形式

问答形式在曹植的诗文中均有出现,但散文中的问答形式更多地受赋体主客问答模式的影响,而诗歌中的问答则与汉乐府中的叙事手法紧密相关。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谈苏轼《前赤壁赋》对汉赋的承变及意义

作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赋包括汉大赋和骚体赋。汉大赋的典型特点是主客问答的形式、四言一顺的铺陈、韵散结合的句式、体物为主的内容、凭虚夸饰的风格等;骚体赋则直承屈骚,以抒情议论为主,名物铺陈为次。苏轼《前赤壁赋》继承了汉赋的诸多特点,但又有糅合和新变,使文章灵动跳脱,改变了汉大赋主物文学的特征,转而主事,便于论辩和说理,为赋体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没有真正的精神相遇,教学就很难发生

以相遇贯穿阅读，阅读的字词精确、句子叙述、文本内在精神三重境界，对应着阅读教学层面的文字、文学、文化的阶梯发展，结合渔父和屈原虚实的双重相遇，关注仕与隐的矛盾，儒与道的冲突，辨证分析儒道互换的民族心理；关注文本背后的集体意识、集体无意识，了解儒道两种文化高峰对我们民族心性的塑造；深入探讨举世混浊之下，两类人生与死的抉择，以及生死抉择背后的价值追求。

论赋的叙事性

赋的叙事性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有意识地虚构情节、假设人物,以对话形式叙事,二是信而有征地创作。散体大赋假设客主、一问一答的行文方式,构成赋体独特的叙事结构。赋序具有叙事功能,有的赋序假设情景对话,虚构叙事内容,以揭示作赋目的,有的赋序强调纪实描写,具有史料价值。纪行赋具有历史叙事意义,相对于史书记载而言,纪行赋是另类的历史记载。寓言赋的创作体现了作者"假象尽辞,敷陈其志"的叙事策略。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以那看似轻松的笔触、奇特的构思描画了他坎坷的生命历程以及痛苦的内心纠结,最终展现了一个豪迈、超脱的东坡居士在世人眼前。别人写超然是写自己如何看待世俗,看清世界的,别人写仕途失意是写自己如何被排挤、被贬谪的,而苏东坡却不然。无论是《定风波》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让我们深刻铭记住苏轼在政治失意后并没有从此沉沦,没有钻牛角尖,而是学会了豁达的人生态度。

读苏轼札记

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常读苏轼的《前赤壁赋》,从他虚拟的主客问答中,理解了贬居黄州时他内心的苦闷以及通过思考如何到达了一种比较超脱、达观的生存境界,觉得很有说服力,而且清新感人.“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都乃小民百姓,绝非英雄伟人;“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乃寻常生活,绝非惊世豪情.“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

《前赤壁赋》魅力探

“不是当前两篇赋,为何赤壁在黄州。”清人王煦的这两句诗形象地道出了苏轼《赤壁赋》的巨大魅力。中国的名胜古迹中,历来以景成文者居多,以文成景者少。然而苏轼的两篇赋竟使黄州赤壁成为无数文人墨客凭吊、向往的地方,并给许多画家、戏剧家、雕塑家带来创作灵感,使黄州赤壁的名气反在真正的三国赤壁之上。生物界有全息胚学说,即生物体内任何一个相劝独立的部分都是全息胚,包含着生物整体的全部信息。沿着这一思路,本人拟从苏轼的散文代表作之一《前赤壁赋》着手,来探寻苏轼散文魅力的奥秘之所在。

黄宗羲赋初探

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创作的六篇赋,蕴含着不同凡响的思想内容。黄氏抒写现实人生的赋作,反映了他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胸襟怀抱,雕画出一颗兀傲不屈的灵魂,充溢着伤而不颓的情调。黄宗羲的赋识见高拔,尤其是宣扬无神论思想的作品,继梅臣尧之后进一步开拓了赋的题材领域。黄赋还散发着浓郁的浙东乡土气息,在表现形式上,努力求新求变,不走模拟一路。黄宗羲不愧为清初卓有成就的赋家。本文在马积高《赋史》专节评价黄赋的基础之上,对黄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更深入的挖掘。

汉赋的杂文因素及其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杂文”之名、最早见于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范氏在罗列诸家著述时列有“杂文”一项,例如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赵壹“著赋、颂、箴、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等.但范晔对“杂文”的义界,并未作解释.很显然,范氏意下,“杂文”在汉代及汉以前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而文体尚未明确界定的时代,其文体因素的相互影响及渗透是显而易见的,何况各文体在形成其文体特征的同时,各种因素必然会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已被文学史所证明.

赋笔:新文体写作又一格

采用“赋笔”是梁启超新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之一。“铺陈的表现手法”是“新文体”艺术魅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主客问答的结构模式”是梁启超把藏之名山的“文集之文”变为面对大众的“报章之文”的一种成功尝试。

论纵横家外交辞令对汉大赋体制的影响

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汉赋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受到《诗经》、《楚辞》、诸子散文、纵横家游说辞、民间隐语等多种文学形式的综合影响,所以它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以散文形式为主的汉大赋出现的时间较晚,它出现在汉代初年,兴盛于汉武帝时期,以其散文化的句式结构,主客问答的构篇形式和宏篇大制的特点,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汉赋的主要形式之一。

从《大人先生传》看阮籍赋文的特点

魏晋是“文学觉醒”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品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具有独特的特点,对后代诗歌、散文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大人先生传》蕴含着了阮籍超尘逍遥的人格理想,在文学技法上同样代表了阮籍的最高文学创作水平。在文中,阮籍突破性创新了主客问答形式,用瑰丽夸张的想象塑造了理想人格境界的“大人先生”,整篇文章奔放酣畅、华美飘逸又丰满厚重,是魏晋赋文的代表作。